用法治眼光打量，今年颇不寻常:宪法施行30周年，依法治国方略提出15周年，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有“小宪法”之称的新刑诉法……中国稳中求进期待法治给力: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执法、社会成员依法行为。
法治给力，意味着法治首先应当成为社会管理的一种制度安排。法治的本质是民主，目的是维护公平正义，逻辑原点是“私权自治，公权受限”。法治的这些基因，决定了其作为社会管理制度首选的必然性。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共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当然，作为“理由之治”，法治还应当成为公民的生活规则与生活样态。“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只有当社会公众对法律制度保持敬畏与依赖，法治的血液才能真正流进公民的血脉;只有当依法行事成为一种自觉，法治才能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叠加而成的生活方式。
在法治的坐标系中，立法与司法的纵轴与横轴到底多长为宜?即便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我们也必须理性地看到，真正的法治，并非自信法律万能，用法律来摆平一切。法治必须确立边界，因为法律可以定分止争，却难以胜败皆服;法律可以钝化矛盾，却难以浓化感情;法律可以保障人权，却难以提升个人的幸福指数。放眼寰宇，法治是社会治理方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是基本的治国方略，而不是唯一;是一种规则控制，而不是具体的游戏规则;是方法论，而不是具体方法。不仅在理论上，社会治理并不必然需要法律的全部参与，而且在实践中，也是社会管理方式的日益创新和“东方经验”的传统魅力，不断使公众的生活安宁、和谐而温情。
为法治划定边界，就是要张扬它谦抑的禀赋: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依靠法律的强制力量来调整社会关系。
从立法谦抑看，并非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诉诸法律主张立法，特别是不能把纯道德性问题(比如“常回家看看”)诉诸立法。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应当始终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能僭越自己的领地，试图规范人的内心灵魂。作为社会通行的公理、每个人必须遵守的“最大公约数”，立法“应当根据每一种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定赞同还是反对这种行为”。如此，“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
从执法谦抑看，必须保持司法的克制与隐忍，讲究执法方法，调动非强制性的社会元素，积极化解矛盾冲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治社会，依法判断是非曲直固然重要，但也必须清醒看到，“有时候，非黑即白的判决反而加剧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借助“和为贵”的传统文化熏陶，巧妙依托各种调解组织的矛盾减压阀作用，通过有效的道德教化，“和”掉怨气，“抹”去仇恨，春风化雨，恰恰能更好地守护社会安宁，和谐社会关系。
法到深处无善治。保持立法和执法谦抑，既是理性需要，也是无奈选择。因为“面面俱到”不过是一种法治幻觉。基于认识有限性、现实复杂性和成本可控性，容忍一些恶(比如安乐死或见死不救)，甚至对有些恶放弃干预，常常是一种不得已的法治选择。何况，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变化，法律的价值选择也必须不断变化。比如，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修改后的刑诉法张扬后者就是体恤人伦尊重传统。同理，谁又能保证类似“存留养亲”等“矜老恤幼”的传统制度，不会写进法律呢?不让警察进校园询问12岁孩子的“最牛校长”，之所以受到网民追捧，就是因为公众不愿意看到简单执法撕裂人类亲情。“法律不外乎人情”，对人类共同情感保持尊重，对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保持尊重，仅仅将道德的底线约束上升为法律意志，就可以为人类的心灵皈依、道德自救、精神安顿预留一块“空地”。或许，这才把握了法治的真谛: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
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重视道德教化，并不是要越俎代庖。法治社会，法律与道德不是并列平行的关系:法律为主，道德为辅。发生道德评判与法律评判不一致时，法律评判是第一位的，只不过在处理上“私权自治”罢了。因此，真正的人间善治，应当是尊崇法律但保持法律的谦抑秉性，厉行法治但尊重人伦传统，在道德与法律融为一体的法治文化牵引下，养成法治自觉，培育法治人格，建设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