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便是专章创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下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该程序机制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而更直接的立法渊源则为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10月27日予于批准）关于追缴犯罪财产的规定。中国理论界及实务界普遍认为，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的设立对于更严厉地打击时下日益猖獗的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保护国家财产免于流失、解决刑事立法空白并与国际接轨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观察者的立场，立法者的初衷自是毋庸置疑。但从现行的规范看，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依然存在程序定性不明、“刑”“民”杂糅混乱等问题，由此势必引发对该程序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设定以及权利救济途径等重要程序机制的混乱。倘若未在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晰这些问题，则新出现的问题将可能抵消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首先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不明。立法者将其纳入“特别程序”，其特别之处显然与未成年人特别程序及刑事和解程序大不相同。后两者虽也适用特殊的程序规则，但总体定位依然是刑事程序，适用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包括无罪推定原则下的证明责任分配、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以及平等对抗的辩护权保障等。但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更主要是刑事“既决”事由的财产执行程序，其实施规则不可与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同日而语，而更接近于民事领域的财产执行规则。是以，应严格区分作为刑事“既决”事由的证明与作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前者的特殊性仅在于被告缺位，无法保障其作为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但证明标准依然是“客观真实”，证明责任依然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但后者则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证明标准为“优势证明”，而举证主体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

　　其次，倘若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界定为类似于民事领域的“财产执行”机制，则刑事“既决”事由之于民事事由的既判力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救济程序便成为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难题。同一案件的刑事判决之于民事判决具有优先效力。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特殊性便在于刑事判决缺位，直接进入财产执行。因此，如果在没收财产过程中，被告又被抓获的，应如何处理？对此，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仅规定，“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确有错误，应当予以返还、赔偿。”但何谓“确有错误”，应当如何认定？以及在“确有错误”的情况下，通过何种程序加以救济？新刑事诉讼法则未作明确规定，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最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救济途径单一，第三人非涉案财产的保障力度不足。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后，应当发出公告……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参加诉讼，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在公告期满后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进行审理。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对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对不属于应当追缴的财产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于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裁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上诉、抗诉”。但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利害关系人对拟裁定没收的财产主张所有权，则合议庭是否需对该民事权利进行确认？如果确认，合议庭应该采取怎样的审查标准？如果不能确认，利害关系人能否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提起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否需要中止审理？如果未中止审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与新的民事诉讼程序在判决结果上有冲突的，该如何协调？更为严重的是，新刑事诉讼法仅规定，“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确有错误，应当予以返还、赔偿”，未规定因没收程序存有错误而导致第三人财产遭受损失的处理结果。如此，第三人非涉案财产的保障力度显然不足。

　　当然，立法的完善是个渐进的过程。谚云，法律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法律制度的演进势必历经司法的反复锤炼方能达致较理想的结果。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完美的程序设计仅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乌托邦。“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经·秦风》）。


　（作者单位：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