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已由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通过，现予公布，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建筑市场的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确保建设工程的质量和施工安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市场管理和建设工程的建筑活动的单位、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上海市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建委）是本市建筑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上海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建管办）负责本市建筑市场的具体管理工作。本市有关专业部门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本专业建筑活动的管理。
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其职责权限，负责所辖行政区域内建筑市场的管理。
本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条例。
第四条 建筑活动应当坚持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和经济效益相统一，遵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守信的原则。
第五条 建筑活动实行从业单位资质认定制度、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注册制度、报建制度、招标投标制度、施工许可制度、质量监督制度和安全监督制度。
建筑活动实行发包代理制度、工程造价咨询制度和工程监理制度。
第六条 鼓励建筑科学技术研究和人才培训，支持开发和采用建筑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和现代管理方法，促进建筑市场发展。

第二章 资质和资格
第七条 本市下列单位，应当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取得国家有关部门或者市建委颁发的资质证书后，方可从事建筑活动：
（一）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单位；
（二）建设工程发包代理、监理、造价咨询单位。
第八条 外地单位应当持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和有关资料，向市建委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获得承接业务许可证书后，方可在本市从事建筑活动。
第九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外国的从事建筑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应当经本市对外经济贸易管理部门会同市建委批准获得承接业许可证书，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在本市从事建筑活动。
第十条 国家规定实行执业资格注册制度的建筑活动专业技术人员，经资格考试合格，取得执业资格注册证书后，方可从事注册范围内的业务。
经注册的建筑活动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业务，由所在单位统一接受委托。
第十一条 市建委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核发资质证书和承接业务许可证书，应当在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予同意的书面决定。不予同意的，应当在书面决定中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已经取得资质证书、承接业务许可证书的，应当接受市建委、市建管办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的年度审验。
第十三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单位更名、分立、合并、撤销、歇业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手续，其中分立、合并的，应当向原审批部门办理资质变更手续；更名、撤销、歇业的，应当向原审批部门备案。

第三章 工程发包和承包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立项文件批准后的规定时间内，持有关批准文件，按规定审批权限向市建管办或者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建设工程报建手续。
第十五条 发包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法人资格或者系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
（二）有与建设工程相适应的资金；
（三）有与建设工程管理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建设单位不具备前款第（三）项条件的，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发包代理单位（以下简称发包代理单位）代理发包。
第十六条 建设工程勘察或者设计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方可发包：
（一）有经批准的建设工程立项文件；
（二）有建设工程勘察或者设计所需要的基础资料；
（三）有设计要求说明书。
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施工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方可发包：
（一）初步设计方案已获批准；
（二）建设工程已列入年度建设计划；
（三）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以及有关技术资料。
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项目发包给一个建设工程承包单位的，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的发包分为招标发包、议标发包和直接发包。
建设工程招标发包分为公开招标发包和邀请招标发包。
第二十条 超过规定总投资额或者建筑面积的下列建设工程，应当采用招标发包和投标承包；
（一）政府投资的；
（二）事业单位投资的；
（三）国有企业投资的；
（四）国有资产控股企业投资的；
（五）集体经济组织投资的；
（六）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
保密工程、军事设施工程等特殊建设工程和前款规定范围以外的建设工程，可以自行选择发包方式，并接受市建管办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一条 招标发包建设工程的，应当按照本市建设工程招标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采用规范的评标办法，并接受市建管办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发包单位（以下简称发包单位）应当将建设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和经营范围的建设工程承包单位（以下简称承包单位）承包。
第二十三条 一个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项目，可以全部发包给一个承包单位总承包；也可以将一个建设工程的勘察项目、设计项目、施工项目分别发包给承包单位总包。
建设单位或者总承包单位发包施工项目的，以建设工程中的单项工程为最小标的。
第二十四条 设计总包单位可以单项工程为最小标的，分包给其他设计单位。
施工总包单位可以单位工程为最小标的，分包给其他施工单位。
在本市的外地设计、施工总包单位分包业务的，应当经市建管办批准后，方可实施。
分包单位应当自行组织完成其承包的全部业务，不得将承包的业务再进行分包。
第二十五条 下列建设工程业务不得分包：
（一）丙级及其以下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承包的勘察、设计业务；
（二）四级、专业级或者非等级资质的施工单位承包的施工业务。
第二十六条 按照建设工程承发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发包合同）约定，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由承包单位采购的，发包单位不得要求承包单位购入其指定的生产单位或者供应商提供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
按照承发包合同约定，发包单位自行采购或者要求承包单位购入其指定的生产单位或者供应商提供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需提供该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性能、质量依据；因该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原因发生质量、安全问题，由发包单位负责。
第二十七条 承包单位承包建筑工程，应当持有资质证书或者承接业务许可证书，并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承包建设工程。
第二十八条 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承发包合同约定对发包单位负责；建设工程实行分包的，分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约定对总包单位负责。
第二十九条 承包单位不得将承包的建设工程业务转包给他人。
第三十条 发包代理单位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和经营范围承接建设工程的发包代理业务。
发包代理单位不得转让发包代理业务。
第三十一条 下列建设工程应当实行监理：
（一）国家和本市重大建设工程；
（二）大、中型公益事业工程；
（三）住宅工程；
（四）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金融组织赠款、贷款的工程；
（五）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工程。
建设工程监理单位（以下简称监理单位）受建设单位委托，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和经营范围，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技术标准、设计文件、监理合同，实施监理，并出具相应的书面报告。
第三十二条 监理单位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与建设工程的承包单位或者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经营性业务关系，接受该建设工程建设单位的监理委托；
（二）与建设工程的承包单位或者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串通、弄虚作假；
（三）转让监理业务。
第三十三条 建设工程具备施工条件后，建设单位应当持下列资料，向市建管办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申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资金入帐凭证；
（三）通水、通电、通路以及场地平整的有关证明；
（四）建设工程承发包合同副本；
（五）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申报所需要的资料。
市建管办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前款规定核发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应当在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予同意的书面决定。不予同意的，应当在书面决定中说明理由。
未领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项目，不得进行施工。

第四章 工程合同和造价
第三十四条 建设工程承发包双方应当签订承发包合同。
承发包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并参照使用国家和本市的合同示范文本。
实行招标发包的建设工程，其承发包合同的主要条款内容应当与招标文件、投标标书和中标通知书的主要内容相一致。
第三十五条 本市建设工程定额以及费用计算方法，由市建委会同有关部门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以及建筑材料、人工、机械设备等费用的市场变化情况编制，并由市建委定期发布。
第三十六条 建设工程造价，由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根据建设工程的具体特点和供求情况，参照市建委发布的建设工程定额以及费用计算方法，通过招标确定或者协商议定。
第三十七条 建设工程的工程款结算，以承发包合同约定的价格或者承发包合同的建设工程定额以及费用计算方法为依据。
建设单位、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承发包合同的约定，向承包单位给付工程款；建设工程实行分包的，总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向分包单位给付工程款。
第三十八条 承发包合同的工程量发生增减变化的，对增减变化部分的工程款双方可以协商确定，也可以向双方共同委托的或者一方委托另一方认可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单位（以下简称造价咨询单位）咨询后确定。但发包单位不得以造价咨询为理由而拖延发包合同的履行。
第三十九条 造价咨询单位应当在核定的资质等级和经营范围内，接受建设单位或者承包单位的委托，从事相应的咨询服务活动。
建设工程造价的咨询服务收费标准按照建设工程实际工作量与核定额相结合的原则，由市建委会同市物价局制定。
造价咨询单位对委托单位提供的资料和文件，负有保密的义务。
与承发包单位任何一方有资产利益关系的造价咨询单位，不得接受相对方的业务委托。
造价咨询单位不得转让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第五章 工程质量和安全
第四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的质量和施工安全应当符合国家行业有关标准的要求；没有国家、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本市建设工程地方标准的要求。
第四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单位进行勘察、设计、施工文件的技术交底，并提供相应的技术资料和其他必要的条件。
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承发包合同约定，对建设工程的质量、施工安全和现场管理承担责任。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或者区、县城市建设档案机构无偿报送建设工程竣工档案。
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项目全部发包给一个承包单位总承包的，由该总承包产承担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职责。
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承包单位对其编制的勘察、设计文件的质量负责。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技术标准的规定。设计中对选用的建筑材料、设备等应当注明规格、性能等，并提出质量要求。
建设工程设计承包单位不得指定建筑材料、设备的生产单位。
第四十三条 建设工程总包单位应当根据承发包合同的约定，负责建设工程的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管理工作。
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单位应当根据分包合同约定，负责本单位承接的施工业务的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并接受施工总包单位的管理。
第四十四条 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单位应当加强文明施工管理，科学组织施工，控制施工现场的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以及噪声、振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做好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
建设工程施工中发生质量、伤亡事故时，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四十五条 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应当对其供应的产品质量负责。
第四十六条 建设工程的施工管理专业人员和操作工人实行培训上岗制度，经过建设工程安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取得合格证书，方可上岗。
第四十七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承包单位应当进行工程质量自验；建设单位应当负责全面验收，建设单位委托监理单位验收的，监理单位应当出具验收书面报告；市建管办和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建设工程质量进行监督管理。
未达到合格标准的建设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第四十八条 市和区、县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本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的劳动保护监察。
市建管办和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并在业务上接受劳动行政部门的指导。
第四十九条 建设工程交付使用后，在国家或者本市规定的建设工程保修期内，除因不可抗力外，因勘察、设计、施工或者使用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等方面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由施工单位先行负责维修、返工、重建；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第五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建设工程质量的投诉，市建委、市建管办和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受理，及时处理。
第五十一条 本市鼓励建设单位和承包单位参加建设工程保险。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市建管办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建筑活动、予以警告或者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取得资质证书或者未取得许可证书，在本市从事建筑活动的；
（二）国家规定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建筑活动专业技术人员未取得执业资格证书从事相应业务的；
（三）从事建筑活动的单位发生更名、分立、合并或者撤销事项，未按规定办理手续的。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市建管办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建筑活动，予以警告或者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承发包合同价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的罚款，但最低不低于五千元，最高不超过二十万元：
（一）应当招标发包而未采用招标发包建设工程的；
（二）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和经营范围的承包单位承包的；
（三）违反总包规定发包建设工程的；
（四）违反分包规定发包建设工程的；
（五）应当投标承包而未采用投标承包建设工程的；
（六）超越资质等级和经营范围承接建设工程业务的；
（七）应当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而未委托监理的；
（八）将承包的建设工程业务转包给他人的。
第五十四条 建设单位未按期办理建设工程报建、施工许可的，市建管办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施工，予以警告，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发包代理、监理、造价咨询单位超越资质等级和经营范围承接业务或者不履行规定义务的，市建管办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建筑活动、予以警告或者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市建管办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施工，并可处以承发包合同价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的罚款，但最低不低于五千元，最高不超过二十万元：
（一）违反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或者施工现场管理规定的；
（二）因建设单位或者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单位责任造成工程质量、伤亡事故的；
（三）建设工程未达到合格标准而交付使用的。
第五十七条 逾期未申办年度审验的，经市建委、市建管办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提示后仍不申请，视为自动歇业，其证书失效；年度审验不合格的，由市建管办责令其限期改正，改正期内按低一个资质等级承接业务或者核减承接业务范围；连续两次年度审验不合格的，由建委
降低其一个资质等级，资质等级为最低级的，取消资质或者吊销承接业务许可证书。
第五十八条 市建委对建设工程勘察、施工、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发包代理、监理、造价咨询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作出降低资质等级，暂扣、吊销资质证书或者承接业务许可证书的处理。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建设工程质量和人员伤亡事故及其他人身、财产损失或者扰乱建设工程承发包工作秩序的直接责任人员和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市建委、市建管办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核发资质证书、承接业务许可证书、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或者作出错误决定，由上级主管机关责令其纠正，或者予以撤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六十一条 建设行政管理人员应当遵纪守法，秉公执法。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有关用语的含义：
（一）建设工程、指土木建筑工程、管线工程及其相关的设备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
（二）建筑活动，指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及其相关的发包代理、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等活动。
（三）单项工程，指建设工程中由若干单位工程组成、有独立设计文件、建成后能独立发挥功能效益的工程；
（四）单位工程，指单项工程中单独设计、可以独立组织施工的工程，是单项工程的组成部分；
（五）转包，指不行使承包者管理职能，将所承包的工程转给他人承包的行为。
第六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有关管理办法。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建委负责解释。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自1997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7年11月3日
现代司法理念与中国的司法改革

甘肃省漳县人民法院 任玉林

[摘要]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改革的深化，理念的需求终于日益凸现出来。目前我国司法改革第一阶段的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如何改，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现代司法理念是人类司法思想及司法经验的精华，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的形势在强烈地呼唤着现代司法理念，当今的司法改革急需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支撑。现代司法理念的牢固树立和司法改革的深入顺利进行都遭遇到深层次的障碍，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共同努力。
[关键词] 现代司法理念 司法改革 法律文化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演进和改革的深化，理念的需求终于日益凸现出来，现代司法理念逐渐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概念或用语。作为我国司法理论及实务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专家学者见仁见智，论述颇多。目前，我国司法改革第一阶段的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如何改，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笔者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就其基本关系及共同障碍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一、现代司法理念是人类司法思想和司法经验的精华
所谓“理念”，实际上就是原理和信念，或价值观（1）。一种制度在建构和设计中内在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哲学基础，即这种制度的理念；它是一系列价值选择的结果，指向某种特定的目标。理念通常应该体现为具体的制度，在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中贯彻始终，并能够得到验证。
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2）。现代司法理念有着博大精深的体系和思想内涵，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其内涵主要有司法独立、中立、民主、公正、公开、效率、廉洁、职业化、终局限性及程序正义等诸多内容。但笔者以为，“法律至上”——法官只应对法律负责，应为现代司法理念的首要内涵，因为没有“法律至上”的思想观念，不依法办事，司法便是一句空话（3）。
现代司法理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汉密尔顿等人的“三权分立”思想理论，它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独立的司法体制使其在实践中确立并发扬光大，但它决不是哪一位法官、法学家、律师等个人的专利，而是所有法律人乃至全人类司法思想和司法实践经验的结晶；它是人类在现代社会对司法客观规律的认识与高度概括（人类在研究、认识、运用、遵循司法客观规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司法理论，而将司法理论的精髓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些概括、精练、根本、基础的司法精神和司法观念，这就是司法界乃至全社会应当树立的“司法理念”）；它是指导司法活动以及与司法相关的所有活动的意识形态；它是高度凝练的司法思想，是一种高尚的司法信仰和精神追求；它在现代人类的司法活动中统领全局，发挥着基础和根本的精神指导作用，指导着司法现代化的进程。
二、我国当今的司法改革急需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和支撑
（一）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改革的基本关系
首先，现代司法理念决定司法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改革是一场革命，是革命，则必须有理论的指导，正如列宁所述“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理论指导的改革，会前后矛盾、反复无常。每一种制度背后必定有相应的理念支撑，理念不同，制度各异。美国与英国的法律体系在形式和渊源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理念上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基于对英国统治者的反叛，美国人在建国之初的政治、司法理念中深深渗透了对权力的不信任，因此才产生了与英国的贵族式司法制度完全不同的大众司法观念和陪审制度以及司法审查制度。这些基本理念被确立于宪法之中，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某些制度已经面目全非，但其理念仍然是支配着美国司法的基础。而法国人则出于对司法权的戒心，在其制度设计中着重保护行政权的合法行使，因此其行政法体系、行政法院得到了高度发达。
司法改革首先是理念的变革，现代司法理念是现代法制原则的结晶，是现代司法理论的高度浓缩和精华，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但支配着人们建立制度、运用制度、改造制度的一切行动，它是司法改革的指南和价值基础，决定着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和方向——实现司法公正，而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保障是司法独立，这是司法改革的首要目标。司法改革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导致改革的盲目性、急功近利、反复无常和资源浪费，会造成矛盾、混乱和缺乏可操作性，也会带来法律和制度的不稳定性。
其次，司法改革应体现、落实现代司法理念。理念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应然的或普适的，理念应该能够通过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活动得到反映和验证，具体化为一系列实证性的可考察的制度和实践。理念的合理性必须与具体的制度及其运作环境相结合才有真实的意义。例如美国的司法理念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加以体现的：陪审团、证据规则、证据开示、一次性审理等，而这些制度又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需要及时进行调整。
所以，每一项司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不应该是空穴来风、心血来潮，而应该体现、落实现代司法理念。每项司法改革措施都应该经过理念上的论证，一句话，凡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所谓“司法改革新举措”都不应该出台。
（二）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的形势在强烈地呼唤着现代司法理念
首先，从司法改革的进程来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建设法治国家，推动司法改革，司法改革开始成为国家的政治目标；十六大报告中又对司法改革做了明确的阐述，将司法改革问题提升到非常高的高度。
最近5年来的司法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公布的《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所确定的七大方面39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但这些改革，实际上只是以司法机关自身为主体发动和运作，对现行法的原则和具体规定的落实，如公开审判、执行等；司法机关地位的提高也只是对宪法模式的确认，改革还停留在浅表层。
今后的司法改革将向纵深发展，进入“深水区”，已经到了必须认真研究其趋势和走向，提出总体发展战略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具体部署，统筹设计未来的整体司法制度构建的时候，可以说是到了攻坚阶段。如果不从理念上变革，打破思想上的僵局，不真正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今后的改革便很难再往下进行，其情形正如90年代初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现代司法理念的提出，对我国当今司法改革的意义，与当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异曲同工。
其次，从司法改革的现实情况来看：在这些年的司法改革中，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出台了许多很好的措施。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理念价值标准和管理协调，新的改革举措层出不穷，确实也出现了在改革措施设计上的不系统、不周密和过大的试探性、随意性。更有甚者，一些地方随意地突破现行法律制度框架，标新立异，盲目追求政绩，出台了一些虽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但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改革新举措”，最典型的莫过于吉林省某县法院的“法官弹劾制度”（4），曾一度被众人叫好的上海市某法院发明的“法官后语”，也因其违背基本司法理念和制度规则而受到质疑（5）。地方法院只是普通的司法机关，本无创制法律制度的立法权，其随意突破现行法律制度框架的改革方式，严重背离法律至上的现代司法理念，极不严肃，极容易在社会上造成司法机关带头违法的不良影响，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实在令人怀疑。
改革即意味着创新，创新即意味着突破，但创新和突破都要有新的标准，不能一味的求新求变，否则，不是改革，只能是制造混乱。这统一的新标准不是别的，只应是现代司法理念。司法改革不同于经济等方面的改革，自有其特殊性，胡锦涛主席和罗干同志都指出司法改革必须依法进行。因此在方式步骤上，应从全局的角度、宏观的层面提出总体的改革方案，之后通过法律程序如立法等，自上而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研究部署进行试点推广，下级法院一些好的改革方案，也应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并明确授权后实施，才具有合法性。只有如此，司法改革才能严谨有序地深入进行，才能保证其整体性、统一性和严肃性。
再次，从我国司法、行政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司法、行政等方面实际工作中长期存在着的许多传统习惯做法，如内核案件，向地方党委政府请示汇报案件——特别是行政案件，庭务会、审委会讨论研究决定案件，违规进人、审批法官，给法院摊派计生、创收、招商引资、产业结构调整等行政经济“中心”工作任务等等，不仅严重违背“司法独立”、“司法中立”、“法官职业化”、“法律至上”等现代司法理念，就连现行法律的明文规定也不予遵守，从而给司法改革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如果不真正用现代司法理念来武装法官、党政领导以及公众的头脑，则任何先进的改革措施都会因实际工作中的所谓“对策”、“变通”、“协调”、“灵活”而得不到真正落实。
最后，从当今世界司法形势来看：二十世纪中后期以降，现代法治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很多国家如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都在进行司法改革，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改革潮流，中国方兴未艾的司法改革也融会其中。尽管各国的具体改革措施不尽相同，但现代司法理念却是其共同的价值标准，我国的司法改革也不应例外，这也是司法全球化形势的要求。
总之，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各方面的形势都在强烈地呼唤着现代司法理念，今后我国的司法改革急需要统一到现代司法理念上来。要改革旧的不符合形势要求的司法制度，建立现代司法制度，就必须牢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可以说，现代司法理念真正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确立之日，才是中国司法改革真正成功之时，这正如民主共和理念深入人心之后，任何人就再难以在中国复辟称帝一样。
三、现代司法理念的牢固树立和司法改革的深入顺利进行都遭遇到深层次的障碍，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共同努力
在我国，现代司法理念的树立和司法改革的进行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会遭遇到多层次的很多障碍，浅层的就不须说了，深层次的障碍主要有：
（一）不良习惯。俗话说“习惯成自然”、“积习难改”，习惯的力量是很大的，不可小看，这从立法上将习惯认可为习惯法即能得到证明，物理学上的惯性定理也可以借来做为参照。现实中业已形成的许多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思想和做法，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已在相当一部分法官、行政官员及民众头脑中形成思维定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极难根除，现代司法理念和很好的司法改期措施，在他们那里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变味走调，很难落到实处。如民众长期形成的坐等法官调查的习惯和淡薄的证据意识，使得生效已达四年之久的新民事证据规则至今都不能真正全面实施。
“春江水暖鸭先知”，广大法官身处司法改革的前沿，应该积极做现代司法理念的倡导者和司法改革的急先锋，率先垂范，从所办的每一件案件做起，自觉改掉不良司法习惯。 许多党政领导也不应置身事外，更应该在头脑中牢固树立起现代司法理念，彻底改掉以往习惯性的把法院当做政府行政机关的错误做法。
（二）现行体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现行司法、政治体制中有许多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地方，反过来又对现代司法理念的树立造成了障碍。说司法改革现在到了“深水区”，在很大程度上是说现在已经触及到了体制问题，遭遇到了体制瓶颈制约，这主要集中表现在司法独立的问题上，如只要法院的经费和人事受制于地方，则独立审判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地主保护主义就不可能根除。“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 （6）可以说，对现行司法体制及政治体制不做改革，就谈不上司法的真正独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笔者以为，对体制的改革，不宜操之过急，应采取渐进式，成熟一部分，改一部分，以免引起大的波动。“在未分权的国家体制内，仿照设计欧美分权体制下的司法，使其少具其形，而随未来政治体制逐步改变，水到渠成的走向司法独立。”(7)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苏永钦教授的建议，很有见地。
（三）法律文化。人类法律史告诉我们，“法律一开始就明显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8）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法律文化是反映民族的全部法律活动水平的概念，它是现行法的制定实施、法律制度、法律实践、法律意识、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法律现实中所积累起来的知识、智慧和经验的总和，是其中一切有价值的、流传久远的行为方式或思想方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事法律活动的过程中长期起作用的“定势”，是一种习惯。法律文化的形成对法律本身也具有巨大的意义，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legal system）的“内在逻辑”，现代法律制度的许多差别只有通过法律文化才能得到解释（9）。法律现实及人们从事各种法律活动的行为模式、传统和习惯都体现一定的法律文化。
当代我国社会的法律文化主要受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原苏联的法律文化和解放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文化的影响。现代法律文化不是我国的本土文化，它在我国的法律文化成分中所占比例不大。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法但缺乏法律传统的国家。长达几千年且与现代司法理念格格不入的封建专制社会也都有法律，但没有法制，更缺少现代意义上的法制，长期过多地强调了不确定性的道德规范，忽略了确定性的法律规范，其结果是导致了长久的“人治”。尤其是行政兼理司法的传统对后世影响极大，至今都能看到它的影子，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我国的现实司法工作；广大民众千百年来形成的以“包青天”为代表的“清官情结”，把自己的案子寄托在几个为数不多的清官身上，而不是寄托在高度民主的现代司法制度之上，严重影响着我国现代司法民主理念的树立和司法民主改革的进程。清末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虽然西风东渐，对中国的法制有过重要的贡献，但由于长年处于战乱，在全国范围内并未真正实行过统一的法制。建国以后，虽建立了新型的司法制度，但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未能很好地实施。中国真正的法制制度的起步，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受原苏联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统一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当代中国的法律文化中还有许多与此相伴随的东西，如实际上不重视法律，在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依言不依法，依人不依法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即使在法律调整的领域，其方法也主要是行政命令式的等等。如一份调查揭示：某地区的农民认为，目前在农村办事首先是“靠人情”（30.7%）；其次是“按党的方针办”和“请客送礼”（二项均为23.78%）；再次是“按领导意图”（14.28%）；“依照法律”排在倒数第二（6.76%），仅高于其他(0.7%)。有统计表明，在对288名法官的问卷中，当问及“你认为我国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实现程度如何”时，选择“完全实现”的0人；选择“基本实现”的164人，占56.9%；选择“基本没有实现”的98人，选择“没有实现”的26人，这两项占43.1% 。虽然这两项调查的科学性仍有待探讨，但我国民众心目中法律的地位之低及现代法律文化的浅薄由此可见一斑（10）。
因此可以说，我国还没有成功的发展出可以接纳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律文化土壤，法治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这是现代司法理念和司法改革在我国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最深层次的和最根本的障碍，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了的，而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共同努力培植，需要急切进行一场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的彻底的现代法律文化革命。这就是我们的国情，是一个需要在发展中客观对待的现实问题，是绝对回避不了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宏伟的事业或理想追求，但它在根本上还是法律文化的问题。法律文化是扎根于一国土壤中的活的东西，法律制度的移植并不难，制度下面的价值观要和被移植社会的价值观契合，则是很难的（如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殖民统治的影响仿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建立了法院制度，但法院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远远不如西方国家），需要施以大量的教育，包括言教和身教（如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法庭上和法庭外的活动等），这是司法改革的关键问题，必须正视和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可行的法治教育、法律普及等方面的措施（良好的司法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教育措施）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使法治深植社会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WTO的加入, 现代司法理念也已在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的头脑中确立，并逐步向全社会普及。最近两年两会中许多代表提出的司法改革议案及建议（如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实行三审终审制、取消申诉制度，建立资深法官制度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26日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以及一些专家学者如梁慧星先生提出的一系列系统的司法改革建议（如法院系统经费预算单列，由中央财政统一支出，使法院经费不受地方控制；各级法院院长从法官及法学教授、律师中考核挑选，不直接任命行政官员担任法院院长；坚决纠正各级党政领导就个案向法院“打招呼”、“批条子”的习惯，为法院独立裁判创造良好条件等）（11）都极富现代司法理念。这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曙光和希望。

作者简介：任玉林，男，一级法官。E-mail:gqrenr@163.com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范愉：《司法理念漫谈》，载中国民商法律网——程序法学。
（2） 蒋惠岭：《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载刑事审判网：http：//judge.gofree8.net .
（3） 在众多学者的论著中，未将“法律至上”纳入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法律至上”与司法改革并不矛盾，因为合法有序的司法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创制法的立法活动，而“法律至上”则是在司法层面而言——作者注。
（4） 参见《人民法院报》的相关报道及评论。
（5） 参见：1、《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 》的相关报道及评论；2、米健：《司法改革的创新与统一——“法官后语”可否缓行》，载2003年3月14日《法制日报》。
（6） 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司法部门》、第79篇《续论司法部门》，载北极星书库。
（7） 苏永钦：《飘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台湾司法改革的社经背景与法制基础》，载民商法律网——港澳台民商法。
（8）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页。
（9） Cf. j. Merryman . Th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inM .Cappelletti(ed .) , New Perspectives for a Common Law ofEurope , Boston : Sijihoff Publishing Co . ,1978 , p , 223 .
（10） 参见曹建明主编：《法官职业道德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