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机动车逐渐进入普通百姓家庭，私家车拥有率不断提高；而我国有着悠久的社会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有敦亲睦邻、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民众出于善意允许、同意或者邀请他人搭便车（好意同乘）的现象也因此非常普遍。然而，好意同乘者遭受损害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我国现行法律对此尚无规定，专家学者对好意同乘损害赔偿责任如何划分也各有不同见解，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并确定法律责任成为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本文将对此展开初步探讨，以期能为解决此法律问题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好意同乘 合同关系 侵权 过错责任 公平原则
正文：
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在各方面均有所提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曾经遥不可及的汽车作为私人物品开始频频出现于家庭生活中；同时，在重视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中国，好意同乘这一基于情谊或人际交往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交通事故已成为当前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好意同乘者受伤事故也就时有发生，然而我国目前对好意同乘尚无明确法律规定，专家学者对好意同乘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及适用法律等问题有不同见解，所以，研究好意同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根据法律基本原则，结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并参考国外的立法进行探讨，希能供有益之参考。
一、好意同乘的概念及特征
关于“好意同乘”，目前有如下三种定义：第一种观点认为，好意同乘是指搭乘人经车辆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同意并无偿搭乘的行为；这里的车辆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合称为车辆运行人，简称运行人；第二种观点，好意同乘是指搭乘人经非营运性机动车辆的保有人或驾驶人同意后无偿搭乘的行为；第三种观点，好意同乘是指搭乘人经车辆驾驶人同意后搭乘的行为。
就此，好意同乘概念有四点需明确：第一，好意同乘的双方是谁？第二，好意同乘时，搭乘人目的地与车辆行驶目的地的关系？第三，好意同乘是否有偿？第四，搭乘车辆是否为营运车辆？
笔者对此有如下几点意见：
（一）好意同乘的双方可分为被搭乘人和搭乘人，被搭乘人为对特定人作出邀约或允诺搭乘的人，可以是车辆的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搭乘人即为向特定人作出搭乘邀约的人，经被搭乘人同意乘坐被搭乘人的车辆。被搭乘人与搭乘人所做的所谓邀约和承诺仅出于社会情谊，并无受其意思表示约束的法律效果。
（二）好意同乘一般是顺路搭乘，被搭乘人可应搭乘人要求在偏离原定车辆行驶路线以方便搭乘人到达目的地，此时要求偏离的路线与原定车辆行驶的路线大概方向一致，仍属顺路范畴；但被搭乘人应搭乘人的要求无偿专程运送，车辆行驶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即搭乘人目的地，此时车辆为了搭乘人的目的而运行，在这种情形下，所谓的好意同乘者的实质上是车辆使用人，不应构成好意同乘。
（三）搭乘车辆应为非营运车辆，《合同法》第302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也就是说搭乘人若搭乘营运车辆，无论是有偿搭乘还是经过承运人许可的无偿搭乘，发生人身伤亡事件时均可根据《合同法》302条处理，此时搭乘营运车辆不属于好意同乘的车辆范围；搭乘非营运车辆的行为则合乎社会情理发生，属于好意同乘范围。
（四）根据是否有偿，搭乘行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搭乘人给付被搭乘人的费用等于或高于同等条件下营运车辆的收费，笔者认为此种情况应属于客运合同范围，原因首先在于好意同乘是基于情谊的行为，不是法律行为，好意同乘的被搭乘人并没有受其允诺行为约束的意思表示，而依据社会常理，当搭乘人给予被搭乘人的费用等于或高于同等条件下营运车辆的收费则社会情谊已不存在，此时情况符合客运合同关系的法律条件，受相关法律规定约束，其次，好意同乘驾驶人与客运合同中司机的注意义务不同，客运承运人本身负有安全运送全部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的义务，这种义务不因为某些乘客的无偿搭乘而减少或者部分减少，乘客有充分理由信任承运人的驾驶技术。而好意同乘驾驶人的技术一般没有客运合同中司机的技术专业，搭乘人在上车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不能以专业司机的标准来衡量好意驾车人。因为注意义务不同，在发生事故时，两者的处理方法也应有所不同，若搭乘人给付被搭乘人的费用等于或高于同等条件下营运车辆的收费，发生事故时，合同违约与侵权行为发生竞合，事故受害方可择一诉讼。第二类，搭乘人给付被搭乘人的费用明显低于同等条件下营运车辆的收费，可以认定为好意同乘关系；但如何掌握“明显低于”的标准？我国民法无此规定，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法国民法典》第1674条规定：“如出卖人因买卖显失公平，价格过低，因此受到的损失超过不动产价款的十二分之七时，有取消该不动产买卖的请求权。”根据该原则，明显低价应限于正常价格的二分之一以下，即搭乘人支付相同标准的商业价格50%以下的，可视为好意同乘，超过50%的不属于好意同乘，仍应认定为客运合同关系 [1]；第三类，搭乘人无偿搭乘，此类通说为好意同乘，在此不做阐述。
现实生活中的“好意同乘”现象一般表现出以下特征：1、好意同乘的双方是被搭乘人与搭乘人，被搭乘人包括车辆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 2、搭乘人应和被搭乘人达成合意，未经同意而搭车者，不构成好意同乘；3、被搭乘人、搭乘人各有自己的目的地；搭乘人顺路搭车；4、搭乘车辆应为非营运车辆；5、搭乘人无偿搭乘，或者搭乘人给付被搭乘人的费用明显低于同等条件下营运车辆收费。这表明，好意同乘本质上是人们之间的一种情谊行为，虽然表面上似乎也有邀约和承诺，但当事人之间并没有成立合同法律后果的意思。搭乘行为实际增进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情谊，体现了人类之间的互利互助、助人为乐的美好精神。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搭乘人搭乘他人车辆，绝不意味着搭乘人甘愿承担风险，不能认为搭乘人放弃对遭受交通事故损害的索赔权利，被搭乘人也不能因为搭乘人是无偿搭车而随意置其生命、财产于不顾，好意同乘不能作为被搭乘人免责的根据。在另一方面，既然好意搭乘人是无偿搭乘或仅支付远低于营运车辆费用的，且好意搭乘是基于情谊的行为，如果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要求被搭乘人与客运合同一样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被搭乘人来说过于严格也不公平。
二、好意同乘侵权责任后的一般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后，一般由交警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责任主体及事故责任。笔者认为依交通事故的发生有无第三者存在，可对好意同乘进行如下粗略划分：
（一）无第三者存在的交通事故，事故责任可划分为：1、搭乘人承担全部事故责任；2、被搭乘人承担全部事故责任；3、搭乘人与被搭乘人共同承担事故责任；（笔者认为，事故责任比例依双方过错行为而定，若双方均无过错行为，则平等承担事故责任）
（二）有第三者存在的交通事故，事故责任可划分为：1、第三者承担全部事故责任；2、搭乘人承担全部事故责任；3、被搭乘人承担全部事故责任；4、第三者、搭乘人、被搭乘人共同承担事故责任；5、第三者、被搭乘人共同承担事故责任，搭乘人不承担事故责任；6、第三者、搭乘人共同承担事故责任，被搭乘人不承担事故责任；7、搭乘人、被搭乘人共同承担事故责任，第三者不承担事故责任；
当今学者对于好意同乘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各有不同看法。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江平教授认为：无偿搭乘，司机就不负任何责任的说法站不住脚。现行法律中关于“好意同乘”引发事故的责任划分和相关赔偿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可以参照相关规定处理。他举例说，比如自行车存放，有偿存放和无偿存放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有偿存放的管理责任要大一些，无偿存放就不负任何责任，这种说法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对无偿搭乘的司机责任划分，他认为司机只需要尽到一般义务就可以了，只有在重大过失时才承担赔偿责任。 [2]
杨立新教授认为：“无偿搭乘他人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交通工具提供者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 [3]杨立新教授强调这种责任的性质是补偿而非赔偿。好意同乘者是无偿搭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要车主与客运合同一样承担无过错责任，是不公平的。而补偿数额应由法院视具体情形确定，但一般不少于对一般受害人赔偿数额的二分之一。
徐国栋教授持的观点与前两位教授存在较大差异，他认为“受害人免费搭乘交通工具的，享有同样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交通工具的所有人、管理人明确拒绝搭乘或不知受害人搭乘的除外” [4]
上述学者的观点中的共同点在于，均认同因好意同乘受到交通事故损害的受害人在被搭乘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应当享有请求赔偿的权利。但是，在被搭乘人没有过失或只有轻微过失，或者搭乘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是否有权得到赔偿，各家学者观点不一。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宜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以过失相抵、公平责任原则为辅，同时比照客运合同违约责任赔偿标准或营运车辆交通事故侵权的损害赔偿标准减轻被搭乘人的赔偿责任。理由如下：
首先，被搭乘人虽为好意同乘行为，亦应尽到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注意义务，遵守法律规定的安全驾驶行为，保护乘车人的安全；但若被搭乘人没有过失或只有轻微过失，考虑到被搭乘人在好意同乘中为单方利他行为，宜以过错原则为主，公平原则为辅适当考虑被搭乘人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并比照客运合同违约责任赔偿标准或营运车辆交通事故侵权的损害赔偿标准减轻被搭乘人的赔偿责任。
其次，若搭乘人在好意同乘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致使损害发生，则分为如下两种情况考虑：如果搭乘人与被搭乘人双方都有过错，则实行过错比较，按照过失相抵原则确定双方的责任；若搭乘人故意致使损害发生，则搭乘人承担事故责任。
再次，我国《民法通则》第4 条规定，民事活动应该遵循公平原则。从公平的角度而言，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应该基本对等。但是在好意同乘当中，搭乘行为基本是单方受益行为，搭乘人是受邀请或被允许而搭乘，没有支付相应对价或支付的对价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被搭乘人邀请或允诺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善意，是一种利他行为，并没有获取对价的意思，并且在搭乘过程中的所增加的费用基本上由其单方负担，相对于被搭乘人而言搭乘人基本属于受益者，因此由被搭乘人承担全部责任,有违公平原则。因此根据公平原则，被搭乘人应由于其行为的利他性而比照客运合同违约责任赔偿标准或营运车辆交通事故侵权的损害赔偿标准被适度减轻赔偿责任。
最后，关于事故中有第三方存在的，第一，若因第三方致使事故发生的，此时分为两种情况，第三方对事故发生不存在过错或有过失的，事故受害方根据事故认定书的事故责任比例依法追偿，此时被搭乘人根据具体情况应起过错责任或过错补充责任；第三方故意致使事故发生的，第三方应承担全部事故责任；第二，若第三方对事故发生不承担责任但因事故而受损的，其可根据事故认定书的事故责任比例追偿，此时被搭乘人如需承担事故责任则不因好意同乘的纯利他行为而减轻事故责任；
三、对完善我国好意同乘法律制度的建议
第一、加强好意同乘的民事侵权理论和交通管理理论研讨，为无偿搭乘私家车乘车人身损害赔偿提供理论支撑和先导！我们知道，民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关系博大精深，对于现实中出现的法律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必须先从法律理论上来研究，如果只是通过一些地方的内部规定来指导、解决个案或者类案问题，难免会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形不成统一的法律理性思考，会导致司法过程中结果的不统一，地方各异，畸轻畸重！更为可怕的是会让这些好意同乘的民事侵权责任和交通管理实务变成无木之林，无水之源，无任何前瞻性！这样的话，伤害的是整个民事法律和交通管理体系，最终受到伤害的是我国的法治进程！所以，我国在现阶段针对好意同乘的民事侵权理论和交通管理理论进行研讨已经势在必行，只有研究出符合法律理论的能解决好意同乘的民事侵权和交通管理的理论支撑，为下一步制定出统一解决的法律规则奠定基础！
第二、加强立法，彻底解决好意同乘的民事侵权责任问题。 解决好意同乘的民事侵权和交通管理的理论支撑问题后，通过统一立法明确车辆所有人对搭乘私家车乘车人所承担的是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赔偿责任及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时的过错补充赔偿责任。通过大众传媒公布相关具体规定，引导和肯定包括“好意同乘”在内的无偿搭乘私家车的助人为乐的善良风俗，同时，好意同乘侵权责任的确定，既要注重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也要注重对车主或驾驶员对同乘者责任的限制。一方面，好意同乘者搭乘他人车辆，绝不意味着乘车人甘愿自担风险，不能认为好意同乘者放弃遭受交通事故损害的索赔权利，好意同乘不能作为驾驶员和车主免责的根据；另一方面，既然好意同乘者是无偿搭车，是“顺风”而已，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要车主与客运合同一样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是不公平的，立法问题解决了，该类纠纷的解决也就有法可依了！
第三、加强保险意识，以保险的方法化解社会风险
为了降低驾驶人、车辆所有人以及无偿搭乘私家车乘车人因交通事故而引发损害赔偿的经济危险，通过投保足额的保险金和险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驾驶人或车辆所有人可以通过投保车上人员险（座位险）的方式防范自己可能承担的对无偿搭乘私家车乘车人的赔偿责任。在与承保的第三者责任险（包含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实施侵权的第三人的车辆相撞时，第三人所投保的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范围也包括了无偿搭乘私家车乘车人所受损失。同时，无偿搭乘私家车乘车人也可以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来达到化解风险的作用！
第四、普及法律意识，帮助驾车人完善并提高安全意识，同时帮助人们明确好意同乘时的法律责任，比如明确搭乘人应该系安全带、搭乘人不能跟驾驶人交谈、事先声明的完全免责条款将归无效等等。
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3月发出《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 “免费搭乘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被搭乘方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适当减轻其责任。搭乘人有过错的，应当减轻被搭乘方的责任。机动车试乘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试乘人损害的，提供试乘服务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试乘人有过错的，应当减轻提供试乘服务者的赔偿责任。”，该征求意见稿虽仅针对免费搭乘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处理拟定法律，但其处理原则结合法律原则与社会人情，是我国法律制度在“好意同乘”方面法律规定的完善与进步，望相关司法解释或规定能早日发布，补充完善我国法律制度，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注释
[1] 戴大喜：《自愿承担风险在"好意同乘"中的运用》http://old.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83699
[2]刘彤海、张辉：《“好意同乘”民事责任初探》，载《中国律师》，2007年7月刊，第59页。
[3] 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261页。
[4] 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720页。

（作者：陈蒙佳 江西问章律师事务所）
自认属性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奚 玮

一、自认的属性：证据还是诉讼行为
关于自认的属性，理论界一直颇有争议。大陆法学者通常认为，诉讼上的自认是一种诉讼行为，该行为发生在民事诉讼法上的效果，为免除对方当事人就该事实的举证责任。英美法学者也认为，诉讼上的自认是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在诉答文书或协议书中作出的正式让步，具有从争议点中撤销事实的效力，能够从整体上豁免对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诉讼上的自认应同证据上的自认区分开来，二者截然不同。除非法院予以撤销，诉讼上的自认在案件中具有最终效力，而证据上的自认则不具有结论性，它可能还要经过对质或解释。”①这种观点即非证据说，与之相对应的是特殊证据说。前苏联学者认为，当事人的承认是一种证据。②我国部分学者也认为，诉讼上的自认属于当事人陈述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特殊证据。那么自认究竟是一种诉讼行为还是一种证据呢？这对于研究自认的法律效力问题十分关键，不可不察。
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当事人在诉讼上的自认，其法律性质应解释为诉讼行为，从而使当事人自认的法律效果发生民事诉讼法的效果，即对方当事人对自认的事实无需举证。③“自认，既毋庸举证，因而消除该项自认事实证明责任的负担，除经法院准许撤销自认外，不再发生证据问题，……经对造自认的结果，民事法院即依自认的事实，认为实在、无可斟酌的余地，而一般证据能否证明真实可信，则由审理事实的法院衡情斟酌有关证据价值，然后判断讼争事实是否实在，其事实的认定，是由法院评估证据的结果；但自认以后，根本不须评估自认是否可信，显与证据不同，由此可见民事诉讼上的自认，根本不是证据。”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第一部分“当事人举证”的第8条规定了自认制度，我们认为，这代表了立法者对自认属性的界定。结合该条所规定的自认成就的条件、范围及其法律效力，可以认为自认仅是当事人举证的一种特殊行为方式，性质上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行为，与当事人有利于自己的陈述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不属于证据种类。行为人的这种行为，发生在民事诉讼法上的效果，为免除对方当事人就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对于现行司法解释将自认作为一种诉讼行为的定位，我们认为是十分合理的，因为证据与自认毕竟存在着明显区别：
1、两者根本特征不同。证据的最根本特征是客观真实性，证据证明的事实是客观真实，而自认的根本特征却是主观性，自认的事实是一种形式上的真实，两者是截然相反的。“自认制度的设计实际上排除了法院对自认事实的认定权。既然排除了法院的对事实的认定权，也就必须容忍自认事实的非真实性。” ⑤至于一方承认他方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是否客观、真实,法院在所不问且受自认的拘束。只要符合自认的构成要件，不管自认事实是否属于客观事实，都会导致法院认可该事实。“谁为使自己不利而故意不说真相，他所说的就被认为是真相。”⑥
2、两者在诉讼中的作用不同。证据的效力为证明力，其作用是证实全部或部分事实。任何证据判断规则的设定都是为了保证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以查明案件事实。而行为人自认行为的作出，仅表示其对该事实的承认，并非意味着该事实被证明为真实，其效力表现为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免除，这与追求客观真实为最高价值目标的证据判断规则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3、两者发生作用的原因不同。证据因其本身和案件的关联性而帮助法官认定事实，而自认的效力则来源于成文法条，法官可依诉讼规则直接推定事实而无须作逻辑推理。
4、两者在诉讼中的地位不同。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法院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自认的事实，法官不能将其视为证据而对其进行查证属实，反而受到其约束。
基于上述差别，大陆法系国家都不把自认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方法规定在证据的章节中，而是将自认与自由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结合起来，规定在言词辩论之中。
既然自认是一种诉讼行为，而非证据，那么自认的法律效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自认的构成要件：是否必须是对自己不利事实的陈述
关于自认“须是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陈述”这一要件，由于判断“不利”之标准的不同，日本法学界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说，分别是证明责任说与败诉可能性说。按照证明责任说的观点，不利的事实是指对方当事人负有证明责任的事实，只要一方当事人对于这样的事实作出承认，那么就可以视为自认成立。与之相比，败诉可能性说进一步扩大了不利事实的范围，即认为，只要基于作出自认事实的判决会给自己带来部分或全部败诉后果的，那么就属于不利事实。此外，还存在着主张无须将对自己不利之事实作为要件的不要说，认为只要双方当事人陈述一致就可以成立自认。在自认成立的范围上，败诉可能性说要大于证明责任说，不要说则进一步扩大了自认成立的范围。①
证明责任说与败诉可能性说均不能提供判断是否为不利益陈述之明确标准者，因此，该二说欲以不利益作为自认之本质的内涵，理论上即难周全。②自认事实对于当事人不利只不过是种结果现象，从而很难确定其有利或不利性，而且随着诉讼程序的发展，这种有利与不利甚至可能会发生转换。③例如，原告陈述的被告已归还部分借款的事实，被告对此加以援用，那么这一自认事实表面上似乎对被告有利（部分债务消灭），但是如果原告以此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那么这一事实对于原告是有利的，而对被告是不利的。因此，我们认为“不要说”更具有合理性，“尽管大部分自认在作出时都不利于作出者，但这并不是构成自认的要件之一”④主张取消将于己不利之事实作为自认成立的一个要件，只要双方当事人陈述一致就可以成立自认，以进一步扩大自认成立的范围，增强自认的可操作性，进而有助于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毕竟，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对抗，当事人在诉讼中进行陈述，应当持慎重的态度，赋予其行为以相当的法律效果，符合当事人自己责任的原则，尤其尊重当事人所作的一致性陈述，不但因作出陈述的当事人本身应受禁反言规则的限制，禁止其任意撤销，以保护对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同时减少法院的证据调查，并可达到简化诉讼、确保裁判中立、维持程序安定等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对自认制度的规定中并没有将“须是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陈述”列为自认的构成要件中，没有明确要求自认的对象必须为不利于己的事实。当事人对有利于自己事实的陈述，也可以构成诉讼上的自认。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采纳的也是“不要说”。
三、自认效力：应否予以必要限制
在诉讼中，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在一方当事人作出自认后，法院必须免除对方当事人对自认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并且不能再动用职权，对自认的事实的真伪进行判断。“裁判上自认为不要证事实之立法缘由：乃系基于辩论主义而来，亦即法院仅须就当事人间有争执之事实而为认定，当事人间无争执之事实则无庸多加干涉，应径行采为判决之基础。当事人主张之事实，经对造于裁判上自认者，该主张之当事人就此事实无庸举证之理由，并非在于其主张之事实与真实相符，即使其主张之事实与真实不符，只须对造于裁判上自认，法院即应采为判决之基础。”①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即使认为自认的事实可能有伪，也不得否定自认的事实，并且应当以双方自认的事实作为判决的基础，不得作出与之相反的事实认定。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现实中往往会出现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与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者其他显著之事实相矛盾的情况，此时，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是否依然对法院产生拘束力?对此，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作为通说的否定说认为，法院受自认约束的效力，应不得过于绝对。一般情况下，自认行为所指向的事实都不会改变自认行为的效力，因为即便是自认的事实并不是事实真相，也产生约束当事人和法院的法律效力。但是，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自认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诉讼行为所决定，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出于诉讼政策的需要，应当对自认的效力加以限制，规定自认规则的例外。我国台湾学者也认为，“自认有如下之例外：1、法院应依职权探知主义之事项，如人事诉讼事件，因事关公益，当事人纵经自认，法院仍不受拘束，而应依职权调查证据。2、在通常诉讼事件中，如系职权调查事项中之公益性较高者，如审判权、专属管辖权、回避原因、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则无自认之效力。3、必要共同诉讼中之一人所为之自认，因该自认之行为对全体共同诉讼人不利，故对全体不生效力。4、自认之事实系不可能或其不实于法院已显著者，仍不生自认之效力。” ②
我们认为，在下列情形下自认对法院通常不产生约束力：
(一)在自认作出之前，已经证明为非真实的事实。
自认规则主要针对当事人所主张的尚未查证属实的事实，所谓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效果即来源于此。如果为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已被证据所证实，法官对此事实已产生了确切的心证，此时已无当事人就此再行举证之必要。因此，如再有当事人的自认，即使属于对其不利的另一事实，也不应产生任何效力。
(二)法律上应依职权调查事项。
在大陆法上，法院必须依职权进行调查的事项主要是案件判决所必须具备的诉讼要件，例如当事人能力、代理人的代理权、法院的管辖权、当事人适格、诉的利益等等。这些诉讼要件称为“职权调查事项”。“法院必须通过调查来审查案件是否具备这些要件，如果判断缺少某一项诉讼要件，则应该驳回起诉，从而使诉讼本身不能成立”③在德、日等国，自认的效力仅限于辩论原则所适用的案件和事实，一旦进入了法院应依职权审理的范围，自认便无适用的余地。如对于诉讼成立要件的管辖合意（即协议管辖），法律要求当事人必须以书面形式证明管辖合意的存在，当事人的自认不能替代书面证明。④一般而言，就当事人能力、代理人的代理权、法院的管辖权、当事人适格、诉的利益等诉讼成立要件为自认的，不发生自认的效力，法院仍应依职权进行调查，不受自认规则拘束。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起诉条件规定事项，第五章当事人资格规定，第25条协议管辖约定事项等，法院不受当事人自认的约束而为职权调查，并依职权调查结果认定此类事实。
(三)人事诉讼事项。
“人事诉讼”一词在我国法律中并未使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人事诉讼主要包括婚姻事件之程序、亲子关系事件程序、禁治产事件程序、宣告死亡之事件程序等。对于前三个诉讼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对第四个则作了专门的规定。由于人事诉讼涉及公共利益,与社会的公序良俗直接有关,且人身权是自然人的专属权利，不得由当事人的承认随意变更、减损，法律也就不能在这类案件中赋予自认以法律效力。当然，在这类案件中涉及到财产纠纷或债权债务纠纷的时候，当事人针对身份关系以外的案件事实进行的承认仍成就诉讼上的自认，只是自认的效力不影响身份关系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８条除了规定自认的后果外，还规定了自认的除外情形，即“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
（四）与显著的事实或其他法院应予司法认知的事实相反或根本为不可能的事实，或明显与真实情形不相符合的事实。
有学者认为，双方当事人既然对某一事实存在一致的认识，就表明当事人双方不希望法院对该事实的真实性等再作判定，因此，即便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与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者其他显著的事实相违背，只要该事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对法院产生拘束力。我们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法院的裁判，不应以明显虚构的事实为其基础。“荒唐的自认不具有任何拘束力，例如违反普遍承认的经验法则或违反明显的事实。”①如果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明显不真实、不可能，或者与法院已认知、已查明的事实相违背，则应认定该自认无效，否则就会出现将任何第三人都不可能相信的事实作为判决基础的情况，长此以往必将破坏人们对法院的信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对于第9条中所列事实，除发生第2款之情形外，即使一方当事人自认以致双方当事人主张趋于一致也不得产生约束法院的效力，即司法认知的显著事实不适用于自认。
（五）一般经验法则。
自认应就具体事实而言，而对于法律判断或一般经验法则，即使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相一致也不得产生约束法院的效力。“所谓的经验法则，系指根据经验归纳而成的知识、规律，包括日常生活法则、自然法则和专门学科的法则。经验法则不是具体的事实，而是相当于判断所用的三段论大前提的知识或规律。一般人都熟知的经验法则，法官在运用时可以不加任何证明，故不属于证明的对象。但是，属于专门的知识而不为一般人所知的经验法则就属于证明的对象。法官即使在该专门领域内造诣很深，也应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以确保公平，完善证明的程序。” ②“根据属性不同,经验法则可分为一般经验法则与特别经验法则。由于一般经验法则是人们从日常社会生活或者法律生活中所体验、感知的一类事实,由于这类事实构成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经过长期的反复验证,代表着一种类型事物发展的通常趋势或规律,它是以事实的盖然性作为其内容,由此而形成的规则,其本身自无证明的必要,因此,一般经验法则可不作为利用其他证据加以证明的对象。但是,就特别经验法则而论,因其规则的形成是基于特别知识或经验所取得的事实,对这种事实本身在诉讼上仍可作为证明的对象,由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或采取其他相应的证明方式如交付专家鉴定等。一般认为,对法官具有一般经验的,其依此经验所形成的规则可直接用以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的需要,但对于法官依据特别知识或经验所形成的规则,一般不得迳行作为认定事实的基础,而必须适用较为严格的证明程序,以使认识的内容更加客观。在证据的证明上,经验法则常指一般经验法则而言。”③我们认为，在建立和完善自认规则的过程中，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规定作为一般经验法则的事实不适用于自认。但对于特别经验法则，如果其内容非为社会一般人所知的，须经严格的证明程序，因适用辩论主义，适用于自认。
（六）和解、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承认或让步。
在和解、调解过程中，为求纠纷及早解决，当事人作出一些让步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和解与诉讼中的调解，以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解决纠纷为目的，其与自认是显然有别的。当事人为达成和解、避免讼累、平息争端而作出的附条件承认或让步，不能视为自认，不发生自认的效果，也不影响调解不成继续进行诉讼时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所谓的“让步不产生偏见”原则。在国外的立法例上不乏这样的规定。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8条规定：“关于在对一项诉讼主张进行和解或企图和解的过程中，（1）提出、表示或允诺提出；（2）接受，表示或允诺接受，一项有价值的考虑的证据，当该诉讼主张的效力或数额引起争议时，不能作为证明对该诉讼主张无效或其数额负有责任的证据采纳。有关在和解谈判中所作行为或陈述的证据同样也不能采纳。”《澳大利亚联邦1995年证据法》第131条规定：“（1）不得提出以下证据：（a）争议方之间、或者争议方与第三人之间进行的有关试图协商解决争议之交流；或者（b）有关试图协商解决争议而准备的文件（不论是否提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四、自认的对象：是否包括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
作为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实体法事实可以分为主要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三个层次。所谓主要事实是指发生法律效果所必要的直接事实，也即合于法律规定，产生一定法律效果之构成要件之事实。在诉讼中，法院是通过确定主要事实存在与否来确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存在的。所谓间接事实是指用来推定主要事实是否存在的事实。辅助事实是指与要证事实无关之有关证据能力或证据价值之事实。如证人之诚实性、认识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等有关证人之信赖性等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就其性质及作用而言，与认定主要事实之证据资料无异。因此，当事人之主张责任及举证责任，应仅以主要事实为限。而间接事实或辅助事实，即使当事人未主张，法院亦得依自由心证，本于已明了之他事实，以推定应证事实之真伪。①
对于主要事实成为自认的对象，无论是学说还是判例都是无可争议的，“主要事实得为自认之对象者，乃通说所采，并无争议”。②对当事人主张的主要事实的自认一经成立，法院就将以该自认的主要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不再对该主要事实进行证据调查。问题是，一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间接事实以及辅助事实作出的自认，能否产生自认的效力，也就是说，间接事实以及辅助事实能否成为自认的对象，值得研究。
在理论上，日本通说认为，自认的对象是成为判决基础的直接事实。间接事实、辅助事实不能成为自认对象。③日本法院的判例对于间接事实自认的成立也持否定的态度。④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中的辩论主义是自认制度的基石。民事诉讼中的自认主要是基于辩论主义而建立的。而辩论主义仅仅适用于主要事实，间接事实、辅助事实原则上不适用辩论主义，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法院亦可依职权调查，所以一般认为当事人对于间接事实、辅助事实的陈述不成立自认。我国学者也大多认为，自认是指当事人一方对对方主张的、并由对方负有证明责任的要件事实所作的承认的陈述。在具体的诉讼中，当事人一方承认对己不利的事实有可能是对方不负证明责任的案件事实。例如，在就是否存在转贷承诺发生争议时，一方当事人主张在转贷后，对方仍一如既往地收受租金这一事实，对方当事人若对此加以承认，这时不构成自认。因为这种事实是一种间接事实，是自由心证主义的作用范围，不属辩论主义的作用范围，法官仍可展开证据调查。就是说，只有要件事实，即一方负有证明责任的案件事实，才能构成自认的对象。⑤
在学理上，之所以当事人对间接事实的承认不具有等同主要事实自认那样的效力，完全是基于自由心证主义的要求。根据自由心证原则，法官在案件的主要事实存在争议或不明时，可以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依据法官自己的良心对该主要事实存在与否进行判断。如果承认间接事实的自认拘束力，就会因为间接事实的当然存在（当事人对间接事实自认后，就免除了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权），迫使法官不得不相应地认定相关的主要事实的存在与否。这实际上也就剥夺了法官对主要事实的自由心证权。①也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观点，认为承认间接事实的自认效力并不违反自由心证原则，主张也应当认可间接事实自认的成立，即使主要事实存在争议，对作为表征的间接事实的自认，就免除了对其间接事实的证明。不过，与主要事实自认的不同，“法院可以依据自由心证进而基于其他的间接事实来对主要事实的存在与否作出认定”。“只要足以推翻该被自认间接事实的其他间接事实未获得认定（即使法官对该被自认间接事实存在着怀疑），让法官从被自认的间接事实（以此来作为前提）来推定主要事实也应当说是一种妥当的逻辑”。②
我们认为，无纠纷即无审判的原则也应适用于间接事实与辅助事实。法院如果就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间接事实依职权进行审判，则不但存在因当事人不愿举证而在证据资料不全情况下作出错误判断的危险，且无异于挑起当事人之间本来并不存在的争端，破坏当事人之间法的和平，有违民事诉讼的目的。同时， “在民事诉讼中，主要事实与间接事实的区别是相对的，两者之间并无明确、一致性的界限”③，将主要事实与间接事实明确区别往往相当困难。而且，承认间接事实自认的效力对于促进当事人的自主性诉讼活动，简化对事实的认定，提高诉讼效率无疑是有意义的。当事人针对间接事实作出的与对方当事人主张一致的陈述，如无其他证据可以否定该经当事人自认的间接事实存在，法院原则上应受自认之拘束，以该经当事人自认的间接事实作为推断主要事实是否存在的基础。不过，这种自认毕竟不同于对主要事实的自认。因为由间接事实推断主要事实的过程，终究属于法官自由心证运用的范围。即使法官承认某一经自认的间接事实的存在，亦不表示法官必须承认依该间接事实，则某一主要事实亦存在。当法院通过其他的证据调查不能对该主要事实的存在形成心证时，就会妨碍将该主要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依据。“在具体诉讼中，当欠缺证明主要事实之证据（直接证据）时，势必借间接证据证明间接事实，再以之以经验法则以推定主要事实之真伪。在此情形下，若当事人就主要事实虽有争执，而对于间接事实则出于自认。若认为间接事实之自认，对法院亦有拘束力时，在无其他经验法则之特殊情形下，当事人间虽就主要事实有争执，但法院仍须依自认之间接事实认定主要事实。……限制当事人自认间接事实之拘束力，其目的不外在保障法院自由心证之能力。因此若当事人于自认间接事实之后，即使再度予以订正，若法院认为该自认之事实，其内容较切合真实时，非不得以之为认定主要事实有无之判断资料。”④此外，“当足以否定被自认的间接事实的其他间接事实被认定时，（其他的间接事实作为一种证据或实际起着证据的作用，证明自认的间接事实不存在）该间接事实的自认将不会成立，间接事实的自认对法院没有拘束力。与此不同的是，当被自认的主要事实被其他间接事实否定时，主要事实自认的拘束力仍然存在（只有当主要事实有争议时，法官才有可能通过对间接事实的调查，判断主要事实的存在与否，自认成立表明主要事实已无争议）。”⑤
五、限制自认的法律效力
诉讼中的自认可分为完全自认与限制自认。当事人对于对方主张的事实为全部承认的，称为完全自认、单纯自认或无条件自认，对于自认附加了限制条件的，称为限制自认或复杂的自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自认并未区分完全自认与限制自认，对限制自认的效力亦未作规定，给实践操作带来了难度。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完全自认是指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毫无保留地予以全部承认，并产生使主张该事实的对方当事人免除举证责任的效果，具有自认的完全法律效力。而限制自认是附条件的、不充分的、不完全的自认，在对对方当事人陈述主要事实认可的同时，对其自认又有所附加或限制，试图减轻、抵销自认的法律效果。限制自认一般有两种情形：其一，当事人一方对于对方所主张的事实，承认其中一部分而否认其他部分，又称部分自认。部分自认不得扩及全部。如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2万元，而被告自认只借款8000元，在别无证据时，其自认的效力仅及于8000元。其二，自认时附加独立的攻击或防御方法，又称为自认附加。“附限制之自认（自认之附加），乃指当事人对他造主张不利于己之事实，虽为承认，但附加提出对该事实反对之抗辩。”①
各国立法对自认附加亦有不同规定，如《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89条规定：对于审判上的自认，附加有包含独立的攻击或防御方法的陈述者，并不影响自认的效力。按此种规定，当事人的自认附加亦构成自认，从而免除对方的举证责任，当事人应对所附的限制条件举证。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79条第2款则规定，当事人对自认有所附加或限制者，应否视为自认，由法院斟酌情形断定之。依此条规定，限制自认并不一定产生自认的效力，应由法官根据陈述的具体情况综合加以判断。在英美法系，上述情形被称为“承认而又否定的抗辩”（pleas in confession and avoidance）。这种抗辩一方面免去了对方当事人关于被承认事实的证明责任，另一方面又使该当事人负担起关于新提出的抗辩事实的证明责任。②
正确认识和适用自认附加，有必要对其与间接否认、抗辩假定、附条件的承认等加以区分：
（一）间接否认。间接否认，又称附理由的否认，是指当事人从积极方面主张与相对方的主张事实毫不相关的事实，对相对方的主张事实予以间接否认。例如，被告针对原告主张的金钱借贷关系事实提出“这笔钱是你赠给我的”主张。由于赠与关系与借贷关系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被告的主张属于否认而不是抗辩，进而原告仍须对借贷关系成立要件事实（权利成立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③德、日等国的民事诉讼理论将上述情形称为“附理由的否认”，这无疑是符合这种陈述的本质的。既然这种陈述的实质为否认，自然也就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④
（二）抗辩假定（预备性的抗辩）。如果被告提出“自己没有向原告借过钱，假设自己借过钱也已经偿还了”的主张，这种主张就是所谓的抗辩假定，其中的“自己借过钱”之部分并不成立自认。因此，在当事人作出假定抗辩时，法院必须基于证据调查及辩论的全趣旨来对该事实作出认定。⑤同时，各国证据法均以不可分性为自认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比利时民法第1356条规定：“自认不得予以分割而为不利之认定。”当事人的陈述是不是自认，应当从整体上加以观察，不能断章取义，而为其不利的断定。这种情形，法院不得选择前半句而认定被告已有自认。
（三）附条件的承认。所谓附条件的承认，是指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陈述事实的承认，建立在将来不确定事实之上。如原告诉被告归还欠款，被告表示只要原告能提交某证据便承认欠款事实。此时，被告即是附条件的承认。实际上，其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并为承认，仍需对方当事人举证，因此，这种附条件的承认并未起到免除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故不能以自认对待。⑥
六、特殊情况下自认的法律效力
（一）共同诉讼中一人自认行为的效力能否及于其他共同诉讼人。
共同诉讼中的自认问题主要涉及到其中一人的自认的效力能否及于共同诉讼人。—些国家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共同诉讼中，于全体共同诉讼人必须一起确定诉讼标的的情况下，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只有有利于全体时，才发生效力。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62条第1项规定：“在全体共同诉讼人必须合一确定诉讼标的的情况下，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只有有利于全体时才发生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规定：“共同诉讼人中—人之行为有利于共同诉讼人者，其效力及于全体，不利益者对全体不发生效力”。所谓不利益，依学者通说，是指撤回起诉或撤回上诉、认诺、含弃等情形，至于自认是否包含其中，法学家们未论及。比利时法学家德克斯认为，自认的客体须只与自认的当事人有关。按照该种观点，共同诉讼人中一人的自认既已逾越了只与其本人有关的范围，且依民事实体法，在未得到全体利害关系人的—致同意之前，没有单独免除对方义务的权利，所以，自认不发生一般的拘束力，而只是作为普遍意义上的证据。①可见，共同诉讼中的自认，不能当作适格的自认，因为在这里，欠缺自认的构成要件。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共同诉讼中的自认问题没有规定，但是《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在此前我们已经阐明我国现行法律认为自认是一种诉讼行为而非证据，因此，依据上述规定：
1、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因共同诉讼人一人的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一人的自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始终不产生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