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初探

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邱丹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和行政赔偿制度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在侵权赔偿法律制度领域的两大重要成果。近年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民法理论及民事审判中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民事案件审判质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到包括物质性人格权、精神性人格权、一般人格权在内的人身权利，标志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民事审判领域得到全面承认和保护。1995年1月1日我国开始施行《国家赔偿法》，也标志着行政赔偿制度在我国全面确立。然而我国《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金没有作出相应规定，导致行政审判实践中对于相近似的精神损害案件作出截然不同处理结果，大部分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请求予以驳回，少数案件则判决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而我国理论界对于行政侵权能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也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解决这一研究课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西方国家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趋势。

行政赔偿与历史悠久的民事赔偿相比，其历史显得短暂，至今不过100多年。在此之前的漫长人类文明史中，由于国家绝对主权观的影响，一直没有行政赔偿。19世纪中后期，由于民主思潮在西方兴起，行政赔偿制度在西方率先得以建立。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行政赔偿立法得到迅猛发展，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越来越受到重视。行政侵权是否应承担给付精神损害赔偿金，通过激烈辩论，经历了一个从不予赔偿到给予赔偿的过程。对行政侵权进行精神损害赔偿，首先在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出现，最初采用限定主义，只对造成物质后果等一些特定精神损害给予赔偿金，到了本世纪60年代，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判例确认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实际上为非限定主义，对于不产生物质后果但引起巨大精神痛苦的，也开始给付赔偿金。而大陆法系国家在审判实践中也逐渐改为采用非限定主义，如法国最高行政法院1961年11月24日对勒都斯兰德案件的判决中认为，尽管缺乏物质损害，儿子死亡给父亲造成的痛苦，也可作为给予父亲赔偿的充分理由，遂判决侵权人赔偿一千法郎。从而开始判决赔偿死者近亲属感情上的损害。（1）此后又通过判例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延展到宗教信仰损害、感情损害、精神痛苦等。（2）非限定主义目前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发展趋势，精神损害行政赔偿的发展呈现出赔偿责任不断扩大、赔偿范围不断拓宽的趋势。随着社会发展，当今世界各国的行政赔偿制度进入了全面深入发展的新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重视行政赔偿制度的建设。（3）是否确立行政赔偿制度以及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赔偿标准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而是否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原则则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准。

二、国内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状。

中国法律制度史源远流长，但在中国漫长的奴隶、封建社会，由于奴隶制和封建制从根本上漠视人的权利，皇权至上思想根深蒂固，不可能产生行政赔偿思想，在内容丰富的中国历代法律制度中，难以找到有关行政赔偿的规定，更别提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而为建立行政赔偿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4）1954年宪法第97条规定：“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宪法中确立行政赔偿的原则。（5）但在侵权损害赔偿理论上，基本上照搬前苏联简单的侵权理论，在赔偿数额上以低额化赔偿为特征，轻视人的精神权利，根本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在文化大革命中，公民的人身权利成了一纸空文。1982年宪法，重申了行政赔偿的原则。1986年我国颁布了《民法通则》，该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款成为行政赔偿的具体法律依据。而《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该条款中的赔偿损失，目前被普遍理解为包括对精神损害在内的赔偿，在审判实践中被广泛援用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那么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对于行政侵权案件也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1994年我国颁布并于1995年1月1日施行的《国家赔偿法》，对包括行政赔偿在内的国家赔偿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但该法无论从“赔偿范围”还是“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都没有对精神损害作出可给予金钱赔偿的法律规定，只在该法第三十条规定了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这应当说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当然这与当时我国对于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在立法上及司法上认识与准备均不足有关。由于《国家赔偿法》对于赔偿采用列举方式，其中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故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当事人所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请求，大多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但这样的处理结果，与《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相违背，也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不符合国际发展潮流。可喜的是，目前已有少数行政赔偿案件法院依据法律基本原则，参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对行政侵权作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处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年审理上诉人吴兴旺诉被上诉人江苏省江宁县公安局侵犯人身权纠纷一案，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江宁县公安局对上诉人吴兴旺收容审查，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收容审查给上诉人吴兴旺造成严重精神损失，可以用金钱赔偿，使其精神上得到安慰，一审未判令精神赔偿不当。遂增加判决被上诉人江苏省江宁县公安局赔偿上诉人吴兴旺精神抚慰金人民币2000元。（6）该案对行政侵权适用了精神损害赔偿金，对于完善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对于我国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理论界存在争议。归纳起来，认为不宜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1、精神损害不宜适用金钱赔偿。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的损害，不能用金钱进行交换计算。权利主体的精神权利受到损害，可通过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非财产性救济措施，实现对其损害的补救，而如果通过金钱赔偿，就等于将人与商品等同起来，本身就侮辱人格，贬低人的价值，是人格商品化和资本主义金钱万能观的体现，实际上无法达到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2、不符合现有法律规定。《国家赔偿法》确立的是依法赔偿原则，而该法并没有对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作出规定，故对于行政侵权不宜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3、国家财政不允许。对行政侵权处以精神损害赔偿金，将会使本不宽裕的国家财政承受不了，故应依据有限赔偿原则，不予以金钱赔偿。4、在行政侵权领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时机不成熟。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相应的政治体制尚未得到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在此情况下，旧体制仍起作用，权力过于集中，行政干预多，官本位突出，包括法院审判机制在内的整个法治环境仍不容乐观，在行政赔偿制度确立初期不宜将赔偿范围规定得过宽。

笔者认为，我国对于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当前存在现实可行性。理由是：

1、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我国宪法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需要。现代法治的精神，在于对权利的合理确认和对权利的充分保障。（7）现代法治为保障权利主体权利的实现，防止行政专横，赋予行政相对人在其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不法侵害造成损害时，有获得政府赔偿的权利。在法治社会，对于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精神损害的，除了有法定豁免事由外，行政机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阻碍在行政侵权领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有限赔偿思想，不符合“有损害就有救济”的法律原则，缺乏合理的理论依据，在民主法治社会里，应该废弃。同时，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是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及行政诉讼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之要求，也是行政赔偿背后的现代“民主”、“法治”、“人格保障”、“危险责任”、“公共负担平等”、“社会保险”等法律理念之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公民人身权的保护应更优于资本主义国家，为充分体现现代法治精神，贯彻落实宪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行政侵权案件，应建立精神损害赔偿的财产救济制度。

2、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是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要求。精神损害虽是无形，却是客观存在，对于一些行政侵权的受害人来说，精神上的损害还要远甚于物质损害，仅对物质损失进行赔偿，对精神损害不予以赔偿，无法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公安机关以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权行为限制人身自由，给受害人带来的精神损害往往会远远超出其物质损失，依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仅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每日的赔偿金。这样的赔偿显然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实现《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无法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救济。在民事审判领域，我国已认可精神损害赔偿，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那么在行政审判领域，当权利主体的人身权受到行政侵害而产生精神损害时，作为以保护权利主体人身权利为己任的国家，当然更有责任对权利主体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与民事侵权同属侵权行为的行政侵权，并没有合理的可以获得豁免的理由。精神损害的恢复需要一定物质力量的帮助，这是人格恢复的物质性，精神损害赔偿金具有补偿受害人精神损害的功能。从社会一般人的角度而言，接受金钱会得到一定的慰藉，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可因获得金钱所得到慰藉而得以弥补；即使受害人精神痛苦不能因侵权人给付金钱而消失，受害人也可以利用所得的金钱，通过康复治疗、旅游、游戏等活动使精神状态得以恢复，或减少精神上的痛苦。对于权利主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仅不会贬低受害人的人格，而且能体现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权利主体的人格、精神财富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是消除封建余毒、贯彻人格尊严不可侵犯的宪法原则的要求。（8）精神损害赔偿金在西方发达国家适用初期，也存在许多争议，德国学者就提出了存在使人格商品化可能性的担心，此后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主要是受法律理念务实化的影响，与社会性质无关。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不仅可以保护权利主体在国内的精神权益，而且还有利于依据相互保证主义原则保护我国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在国外的精神利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我国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方面的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

3、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也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要求。由于我国行政赔偿是采用“国家责任，机关赔偿”的形式，通过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有利于发挥其惩罚作用，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形成更有效的制约机制，促进行政机关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化管理，使行政行为更加规范。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还有利于消除或缓解行政相对人对公务活动可能产生的不满和对立情绪，实现行政赔偿的“公务保护”的功能。同时，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有利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使行政机关更依法办事，使广大人民群众更信任法律，更依赖法律，使政府成为真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政府；有利于充分体现我国尊重人格、尊重人权，提高我国大力推行现代法治的国际形象。

4、当前对于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时机已成熟。首先，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行政赔偿法律制度，行政赔偿制度的实施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为在行政赔偿领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民主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为在行政赔偿领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再次，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已被许多国家接受，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已成了世界性潮流，这反映了行政赔偿发展的趋势和历史前进的必然，这些国家在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的资料，可供参考，而且我国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加入WTO，法律文化的国际间交流也必将随着加强，为在行政赔偿领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尽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财政情况不宽裕，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应当结合我国国情确定赔偿数额，但我国近年来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以财政制约作为当前在行政侵权领域对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给予豁免的理由，与现实已不相适应。

四、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几个具体问题。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尚属新鲜事物，理论上需要更深入研究，实践中有待进一步开创。为此，笔者针对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几个具体问题，谈谈一些看法。

1、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从理论上讲，权利主体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造成精神损害的，除了有法定豁免事由外，都应属于赔偿的范围。西方发达国家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目前已扩大到包括各种人身权利，在我国民事审判领域，公民的精神性人格权、物质性人格权及一般人格权受到侵害，也均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行政赔偿领域中，结合我国目前行政赔偿的立法情况和法制环境，笔者建议应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借鉴我国民事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及西方发达国家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发展道路，采取渐进的方式为宜。在目前可对于权利主体以下几种权利受到行政侵权致精神损害予以财产救济：

（1）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是人身权中最基本的权利。侵害公民的生命权，往往会给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侵害公民的健康权，不仅使公民的身体受到伤害，而且常常会给公民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生命健康权遭受损害所带来的精神痛苦，有时会比名誉权遭受损害所带来的痛苦大得多。所以，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权，除赔偿经济损失外，死者的近家属及伤残者本人应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缺少这一制度，对于人身权的保护会出现明显不合理的结果。

（2）侵犯名誉权、荣誉权。《国家赔偿法》对于权利人的名誉权、荣誉权受到行政行为非法侵害的，规定行政机关应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但没有规定在这些救济措施尚不足以填补受害人损失时，适用精神赔偿金的救济方式。对此，可参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判令行政机关承担给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责任。

（3）侵犯姓名权、肖像权。一般侵犯公民姓名权、肖像权是出现在民事活动中，但也不能排除在特定情况下出现因行政侵权而侵害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对于这两种权利，《民法通则》作了明确规定，因行政侵权而侵害公民这两种权利的，可参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判令行政机关承担给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责任。

2、 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

笔者认为依据我国现有法律和国情，对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应确定以下几个原则：

（1）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为主，财产补偿为辅。

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第三十条规定了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但其救济范围太小，而且没有规定财产性的救济措施，对此，可借鉴民法中对于权利主体精神损害的救济范围、救济方法予以救济。现实中，几乎所有的行政侵权行为都可能会造成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但并非所有的行政赔偿都应包含精神损害赔偿金。财产救济方式的适用前提，必须是在采用非财产性救济方式不足以弥补权利主体损失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如果非财产性的救济方法足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则不宜采用财产补偿的方式。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适用不能滥用，否则，会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在国外，也大多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适用作了限制。例如瑞士债法第49条规定：“人格被侵害者，于其有重大侵害及重大过失时，有抚慰金请求权”。可见瑞士法律规定请求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是以重大损害及重大过失为条件。英国和澳大利亚提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条件是：侵害人的行为和陈述必须在事实上致人精神上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必须是严重的精神损害，并且是真实存在、持久的精神损害，而非一时的精神损害。（9）德国法律也对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将其作为一种附带的或者次要的责任方式看待。（10）我国《民法通则》也是作出相类似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精神，在侵害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荣誉权、名称权所应承担的诸种民事责任方式当中，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四种非财产性责任方式与赔偿损失这种财产性责任方式之间用“并可以”三个字连接，说明非财产性责任方式和财产性责任方式在适用上有主次之分，非财产性责任方式是优先适用的，财产性责任方式是辅助兼用的，并非是一定必须采取的措施。而且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立法精神来看，精神损害赔偿金不是独立适用的责任形式，而是附加并用的方式。对此，我国著名民法学家佟柔教授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初即指出：“对于人格权受到侵害的主体来说，赔偿损失毕竟只是一种辅助性质的补偿手段，更重要的是保护并恢复其人格权。因此，受害方有权请求立即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而不能以赔偿金钱的方式来代替承担上述民事责任。”（11）因此，对于行政侵权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应以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为主，财产补偿为辅，对于侵权程度较轻，影响不大的侵权行为，可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７日法（经）发［１９９１］３５号发布）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已由本院审判委员会第五百一十七次会议于1991年9月20日原则通过，现予印发，请组织试行。试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了正确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根据企业破产法和审判实践经验，现就破产诉讼中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管辖
1、企业破产案件由债务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债务人所在地是指企业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2、基层人民法院一般管辖县、县级市或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企业的破产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一般管辖地区、地级市（含本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企业的破产案件；
个别案件的级别管辖，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办理。
二、破产申请
3、提出破产申请，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4、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下列材料：
（1）债权发生事实及有关证据；
（2）债权性质、数额；
（3）债权有无财产担保，有财产担保的，应当提供证据；
（4）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有关证据。
5、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下列材料：
（1）企业亏损情况的说明；
（2）会计报表；
（3）企业财产状况明细表和有形财产的处所；
（4）债权清册和债务清册（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名单、住所、开户银行、债权债务发生的时间、债权债务数额，有无争议等）；
（5）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府授权部门同意其申请破产的意见；
（6）人民法院认为依法应当提供的其他材料。
三、破产案件的受理
6、人民法院收到破产申请后，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八条和第三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破产申请需要更正、补充材料的，可以责令申请人限期更正、补充。按期更正、补充材料的，自收到更正补充材料的次日起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逾期未予更正、补充的，视为撤回申请。
7、申请人不服人民法院驳回破产申请裁定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的期限为十日。
8、企业破产法第三条第一款中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指：
（1）债务的清偿期限已经届满；
（2）债权人已要求清偿；
（3）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债务人停止支付到期债务并呈连续状态，如无相反证据，可推定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9、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10、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在十日内发布公告。公告除了在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公告栏内张贴外，还应根据具体案情（如债权人所分布的区域、破产财产所在的区域等）在地方或全国性报刊上登载。公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立案时间；
（2）破产案件的债务人；
（3）申报债权的期限、地点和逾期未报的法律后果；
（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等。
11、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在十日内通知债务人，在收到债务人提交的债务清册后十日内通知已知的债权人。
通知已知债权人的通知书应包括本意见第10条第（3）、（4）项内容。
12、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以破产企业为债务人的其他经济纠纷案件，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1）已经审结但未执行的，应当中止执行，由债权人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
（2）尚未审结且另无连带责任人的，应当终结诉讼，由债权人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
（3）尚未审结且另有连带责任人的，应当中止诉讼，由债权人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待破产程序终结后，恢复审理。
13、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以破产企业为债权人的其他经济纠纷案件，受诉人民法院不能在三个月以内结案时，应当移送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由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按照本意见第45条、第46条的规定办理。
14、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发现破产企业作为债权人的案件在其他人民法院并且在三个月以内难以审结的，应通知该人民法院移送。
15、在民事诉讼程序或民事执行程序进行中，人民法院获悉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应当告知债务人可以向其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破产。
申请破产的，债务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宣告债务人破产。
不申请破产的，不依职权宣告债务人破产。原诉讼程序或执行程序可继续进行。
16、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债务人为其他单位担任保证人的，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破产立案通知后五日内转告有关当事人。债权人得知保证人（债务人）破产的情事后，享有是否将其债权作为破产债权的选择权。债权人既不参加破产程序又不告知保证人的，保证人（
债务人）的保证义务即自此终止；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的，债权人在破产宣告时所享有的债权额即为破产债权，参加分配后仍然可就其未受清偿的债权向被保证人求偿。
17、人民法院发布立案公告后，债权人只能申报债权，不能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提起新的诉讼。申报书应具有本意见第4条所列前三项内容。
18、人民法院对于申报的债权，应当指派专人负责登记造册。
19、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立即通知债务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停止清偿债务。债务人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偿付的，在清算组成立前应当经人民法院审查批准。
债务人收到人民法院关于停止清偿债务的通知后，仍然对部分债权人清偿债务或者有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所列行为者，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无效，追回该项财产，并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对法定代表人、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以及其他直接责任者进
行处罚。
20、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及时通知债务人的开户银行停止办理债务人清偿债务的结算业务；开户银行支付维持债务人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费用，需经人民法院许可。
21、债务人的开户银行收到人民法院的通知后，不得扣划债务人的既存款和汇入款抵还贷款。扣划的无效，应当退回扣划的款项。拒不退回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其退回并向其开户银行制发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对有关人员和直接
责任者予以处罚。
22、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向企业全体职工发布公告，要求他们保护好企业财产，不得非法处理企业的帐册、文书、资料和印章，不得隐匿、私分、无偿转让、非正常压价出售企业的财产。
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破产程序终结以前，擅离职守或以其他方式逃避的，或者拒绝向清算组办理交接手续的，或者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所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债权人会议
23、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人民法院主持，以后的债权人会议由会议主席主持。
24、人民法院召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应当宣布债权人资格审查结果，指定并宣布债权人会议主席，宣布债权人会议的职权及其他有关事项，并通报债务人的生产、经营、财产、债务的基本状况。
25、债权人会议主席召开债权人会议，应在发出通知前三日报告人民法院。
26、债权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债权人会议，行使表决权。代理人应向人民法院或债权人会议主席提交由委托人签名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27、召开债权人会议，召集人应在开会前七日（外地应为二十日）将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目的等事项通知债权人。
28、债权人会议决议的表决，以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计算票数，以其代表的债权额计算表决的债权额。
29、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半数以上”、“三分之二以上”均包括本数，“过半数”不包括本数。
30、行使表决权的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额，按债权人会议确定的债权额计算。对债权人会议确定的债权额有争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后裁定，并按裁定所确认的债权额计算。
31、清算组提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多次讨论仍未通过的，人民法院应根据具体案情及时作出裁定。
32、债务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派员列席债权人会议。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必须列席债权人会议并有义务回答债权人的询问，拒绝列席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拘传。
五、和解和整顿
33、企业由债权人申请破产，其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对该企业进行整顿的，应向人民法院、债权人会议提交整顿方案。整顿方案应当具有下列内容：
（1）对企业达到破产界限的原因的分析；
（2）调整或组建企业新的领导班子的计划；
（3）改善经营管理的措施和改造、转产措施的可行性；
（4）扭亏增盈的办法；
（5）整顿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和目标等。
34、被申请整顿的企业应当向债权人会议提交和解协议草案。和解协议草案应具有下列内容：
（1）清偿债务的财产来源；
（2）清偿债务的办法；
（3）清偿债务的期限等。
被申请整顿的企业如果要求减少债务的，还应写明请求减少的数额。
35、企业与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由人民法院发布公告，中止破产程序；企业与债权人达不成和解协议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宣告企业破产。
36、企业整顿期间，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债权人会议和人民法院报告整顿情况、和解协议执行情况。
37、企业整顿期间，企业有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和第三项所列情形之一的，部分债权人或债权人会议均有权申请终结整顿。
38、企业整顿期间，人民法院发现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终结该企业的整顿，宣告其破产。
39、经过整顿，企业能够偿还到期债务的，只能按照和解协议规定的期限、数额清偿。但是，有财产担保并且没有放弃优先权的债权，不在此限。
担保物权人在破产案件受理后至破产宣告前非经人民法院同意，不得行使优先权。
40、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不申请整顿的，即可依法宣告其破产。
六、破产宣告
41、人民法院宣告企业破产，应当公开进行。
42、人民法院宣告企业破产，应当通知债权人、债务人到庭，当庭宣布裁定。拒不到庭的，不影响裁定的效力。
43、人民法院宣告企业破产的裁定自宣告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破产企业自即日起应当停止生产经营活动，但人民法院或清算组认为确有必要继续生产经营的除外。
44、人民法院裁定宣告企业破产的同时可发布公告。公告应具有下列内容：
（1）企业亏损、资产负债状况；
（2）宣告企业破产的理由和法律根据；
（3）宣告企业破产的日期；
（4）宣告企业破产后破产企业的财产、帐册、文书、资料和印章等的保护；
公告应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45、人民法院宣告企业破产后，应通知破产企业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46、破产企业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收到人民法院的上述通知后，应当按通知的数额、时间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对通知的债务数额或财产的品种、数量等有异议的，可在七日内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裁定；逾期既未清偿或交付又未提出异议的，由清算组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后强
制执行。
47、人民法院宣告企业破产后，应通知（附宣告企业破产的裁定书副本）破产企业的开户银行，限定其银行帐户只能供清算组使用。
48、人民法院宣告企业破产后，可将宣告企业破产的裁定书副本抄送有关政府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
49、企业被宣告破产后，人民法院应当指定必要的留守人员。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财会、统计、保管、保卫人员必须留守，其他需要留守的人员及留守人数由清算组决定。
七、破产清算
50、成立清算组以前，人民法院商同级人民政府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工商行政管理、计委、审计、税务、物价、劳动、人事等部门和专业人员中用公函指定清算组成员。一经指定，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不得借故推托或擅离职守。确因客观情况不能执行职务的，人民法院
可以另行指定。
清算组组长由人民法院指定。
51、清算组可以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一定数量的会计师及其他工作人员。
52、清算组对人民法院负责并且报告工作，接受人民法院监督。清算组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或其他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纠正，并可以解除不称职的清算组成员的职务，另行指定新的成员。
53、清算组应当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受债权人会议监督。清算组的决定违背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撤销。
54、宣告企业破产后，破产企业的原法定代表人应当组织企业财会人员做好财务决算工作，保管人员编制好财产清单，业务人员做好购销等业务的清结工作。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时，由破产企业的原法定代表人向清算组移交。
55、清算组决定解除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因合同解除受到损害而发生的损害赔偿争议，由人民法院裁定解决。裁定书所确定的赔偿数额应列入破产债权。
56、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后，应组织企业留守人员和清算组的工作人员，对破产企业的全部财产清点、登记造册，查明企业实有财产总额。
57、清算组对破产财产应当重新估价，已经折旧完毕的固定资产，应对其残值重新估价，残次变质财产应当变价计算，不需要变价的，按原值计价。
58、清算组分配破产企业的财产，以金钱分配为原则，也可以采用实物方式，或者兼用两种方式；破产企业的债权在分配时仍未得到清偿的，也可以将该债权按比例分配给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同时通知破产企业的债务人。
59、清算组处理破产企业的财产，可以将实物合理作价后分配给债权人，也可以变卖出售。变卖应公开进行，如采用公开拍卖方式。破产财产属于限制流转物的，由国家指定的部门收购。
60、破产企业与他人组成法人型或合伙型联营体的，破产企业作为出资投入的财产和应得收益应当收回；不能收回的可以转让，联营对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破产企业作为合伙型联营的一方应对退出前联营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联营体的债权人可作为债权人参加破产
程序。清算组收回破产企业投入的财产和应得收益给联营对方造成损害的，按照本意见第55条处理。
61、依照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和企业破产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凡被保证人被宣告破产前，保证人代替被保证人清偿债务的，保证人有权以其清偿数额作为破产债权向人民法院申报并参加分配；凡被保证人被宣告破产前，保证人未代替被保证人清偿债务的，分以下两种情况：
（1）债权人可以作为破产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以其全部债权额作为破产债权申报并参加分配，还可就不足受偿部分向保证人追偿；
（2）保证人在申报债权的期限届满以前得知债权人不参加破产程序的情事后，可以其保证的债务数额作为破产债权申报并参加分配。
62、票据（汇票、本票、支票）发票人或背书人被宣告破产，而付款人或承兑人不知其事实而付款或承兑，因此所产生的债权为破产债权，付款人或承兑人为债权人。
63、破产企业的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的价款，不足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的，其差额应列入破产债权。
64、计息的破产债权，计算到破产宣告之日止。
65、破产宣告时破产企业未到期的债权，以到期债权列入破产财产，但是应当减去未到期的利息及其他损失。确实无法收回的破产企业的财产，不列为破产财产进行分配。
66、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中的“费用”，包括破产企业留守人员的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以及清算组的必需费用。
67、清算组应当根据清算结果制作破产财产明细表、资产负债表，并提出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
68、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清算组应即通知债权人限期领取财产，逾期不领取的，可以提存。
69、债权人领取财产时，应当出具注明债权人具体地址、开户银行帐号的证明。
70、破产财产分配完毕，清算组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后，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71、破产程序终结后，清算组应当向破产企业原登记机关办理破产企业注销登记，并将办理情况及时告知人民法院。
72、破产企业注销登记后，人民法院应宣布清算组撤销。
73、破产程序终结后发现的破产企业的财产请求权，由破产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行使。追回的财产，由人民法院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清偿。如财产较少，人民法院认为无再行分配的必要，可归破产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
八、其他
74、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的破产还债程序，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75、人民法院对破产案件作出的裁定，除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外，一律不准上诉。当事人对裁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做出裁定的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但是，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76、破产企业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对人民法院通知清偿的债务数额或交付的财产数量有异议，经人民法院审查被驳回的，应当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五条第（四）项规定的标准交纳案件受理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