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正当性解读

周成泓 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对其学界存有争议，争论焦点有二，即程序公正和解纷效率。对其正当性可以运用纠纷解决中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进行证明。
关键词：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二重获得合意；正当性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近年来国际经济贸易中所广泛采用的一种商事纠纷解决方式，1997年国外关于ADR实践的一个调查表明，在接受调查的600多家公司中，大约40％曾经尝试过“仲裁－调解”程序 [1]。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一种复合式的纠纷解决方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泛指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任何ADR程序制度，其狭义是指当事人为了解决争议，先启动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由仲裁员对案件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或调解成功后再恢复进行仲裁程序。狭义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也称“在仲裁中调解”，其英文原文为Arb-Med。在这种程序中，由同一人士担任仲裁员和调解员，如果是机构仲裁，则管理仲裁程序的机构和管理调解程序的机构是同一个机构[2]。本文采狭义说。仲裁与调解能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良好的效果，在仲裁理论和实务界引起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笔者不揣浅陋，从纠纷解决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出发，论证了这一纠纷解决制度的正当性。
一、关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争论
（一）赞成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观点
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财富论。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调解的尝试早期失败，或者调解人对争议的了解与其说是可能和解的不利条件，不如说是一种财富，调解员调解不成充任仲裁员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费用和加快争议的最终解决[3]。第二，效益论。此说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会产生良好效益，而单纯的仲裁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4]。第三，职责论。根据这种观点，仲裁员调解案件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仲裁员调解案件并不会造成其职责和角色相混淆，相反，这样会更方便当事人，更有利于纠纷的解决[5]。第四，信任论。这种观点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当事人的选择，是基于他们对仲裁员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构成了当事人同意由同一人担任仲裁员和调解员的基础，实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6]。第五，渐进论。按照此种观点，在仲裁中进行调解时，不是在当事人完成陈述后的瞬间就立即对争议做出决定，仲裁员形成自己的观点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他/她在调解过程中与当事人会见，谈论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有助于当事人发现自己在该案中的弱点，促进相互了解，纠正误解和忽视，从而有利于纠纷的解决[7]。
（二）反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观点
反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他们的观点大致分为如下几种：第一，侵害论。这种观点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对程序正义的侵害。其理由是，仲裁员担任调解员和一方当事人私下会见所获取的信息，使得对方当事人没有机会进行辩论，如果将此信息用于以后的仲裁，在程序上就构成了不能容忍的重大违规[8]。第二，混淆论。此说认为，仲裁程序和调解程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程序，因为调解员的职能和仲裁员的职能有着本质的不同，调解员的职能是帮助他人做出决定，而仲裁员的职能是由第三人独立做出有拘束力的决定，二者职能的混淆会损害调解的效力和仲裁决定的独立性[9]。第三，失控论。依据此说，在调解程序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都可以自由发言，这种无序和自由会让调解员难以控制程序；同时，调解过程中调解员获得的信息的质量也难以保证，因为它们是未经宣誓做出的陈述；另外，仲裁员在仲裁程序中使用其在调解阶段获得的材料的可能性也会妨碍当事人畅所欲言，从而对调解不利[10]。第四，危险论。按照这种观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必然导致某种形态的调和危险。仲裁员调解失败转而充任仲裁员，他们将会受到当事人的言辞而非证据的影响，他们会考虑只有一方当事人知道而另一方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仲裁员在调解过程中接收了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或者探知到了当事人出价的底线，他们在裁决时难免会有实际上的偏袒[11]。
综观上述两派观点，仔细分析便可以看出，两派争论的焦点有三：第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会混淆仲裁员和调解员的不同角色；第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违反程序公正原则；第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否提高纠纷处理的效益。
二、分析工具：二重获得合意理论
尊重人、强调人的主体性已成为当代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在纠纷解决领域，主体性理念要求承认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最大限度地按照当事人自身的意志解决纠纷。在这方面，以解决纠纷和审判程序方面的开拓性学说而闻名于世的日本学者棚濑孝雄认为，关于解决纠纷和审判程序的研究尤其要着眼于主体的侧面，特别是程序参加者的相互作用；纠纷处理结果的正当性和约束力的基础是交涉性的合意，纠纷解决过程的两个基本的价值因素是主体与合意；评价纠纷处理过程功能的标准有四个，即纠纷的终结、满意的程度、社会效果及代价。[12]
笔者深为赞赏棚濑孝雄的观点，不过笔者认为，在其所列出的评价纠纷解决过程功能的四个标准中，纠纷当事人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纠纷解决效果的最为本质性的标准——尤其是对于仲裁、调解以及它们相互结合的纠纷解决制度而言。因为纠纷解决制度归根结底是为当事人而设立而服务的，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纠纷，自然就会感到满意。其理由是，一方面，纠纷的解决是由当事人合意进行的，其没有理由不满意；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纠纷，他们还会有一种人格受到了尊重，被平等对待了的感觉。而这正是影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过程及解决结果接受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没有合意，就没有纠纷的最终解决。可以说，当事人的合意是纠纷解决的绝对的正当性原理。由此，棚濑孝雄提出了“二重获得合意”的研究纠纷解决的理论框架，即纠纷处理的开始和最终解决方案的达成，均须获得当事人的合意[13]。
那么，以合意为本质特征的调解，能否达到真正的合意呢？答案是：很难。棚濑孝雄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他将对立消除型调解分为判断型、交涉型、治疗型、教化型四种，并认为会因种种困难而在四种调解模式之间出现反复流动的不安定态势，表现出“合意的贫困化”，具体表现为：第一，合意向“同意”变质，即如果把发现“客观的正确解决”作为调解的目的，调解者的判断就会在程序中占主导地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只是对这种判断的“同意”。第二，合意的“好意”化，即合意已不仅仅是在解决纠纷这一点上的意思一致，而且有了约定“消除对立并恢复友好关系”的合意，这样就抑制了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导致了其内心并不情愿的妥协。第三，合意向“恣意”的变质，指当事人不能理性地控制合意的内容，强力的一方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对方。
通过分析，棚濑孝雄认为，仲裁同样存在着合意的困难，其理由有二，一是当事人对纠纷的解决持有不同利益，二是对仲裁主体的适格性、公正性的怀疑。因此，为获得合意，不得不在仲裁合意的取得和方案的承认这两个环节上都缓和对合意内容的要求，而以获得较弱的合意为目标。同时，仲裁又具有一定的法律强制性，尤其是仲裁裁决有着类似于法院判决的效力，让当事人觉得仲裁庭是在向其推销虽然廉价但却质次的正义。故而，当事人往往视仲裁与诉讼一样为畏途[14]。于是，增加仲裁的灵活性以最大可能地获取当事人的合意为目标就势在必行。
正是在这种压力驱使下（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现代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产生并得到蓬勃发展。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即是其中一种，其目的在于扬仲裁与调解之长，同时克服二者之短，尊重当事人的自律性，充分发挥当事人自发的秩序形成能力，赋予当事人根据需要灵活地调整程序和实体规范的可能。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强调当事人的主体性，并非让其唯我独尊，而是要其成为“相互主体”；强调合意，不是要求你好我好的乡愿，而是要达到求大同、存小异的有原则的自愿；强调交涉，不是指单纯的利益交易，而是指“在法律的阴影之下的交涉”[15]。另外，由于棚濑孝雄的理论是在日本的现代法制度已经定型的条件下提出来的，不完全适合于正处于制度化初期的我国。不过，由于本文所讨论的是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同诉讼不同，它是一种非讼纠纷解决机制，更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况且经过二十余年的大力建设,我国的法律制度已具雏形，为非讼纠纷解决制度提供了法律后盾。所以，笔者认为可以用棚濑孝雄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对之进行分析。
与诉讼这一“法的空间”相似，笔者以为仲裁与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亦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程序空间内运行的，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性、强调获得当事人的合意可以转化为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保障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的程序利益这一问题，而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主要就是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益，通过它们可以实现实体公正和效益。所以以下我们就分析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否做到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
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正当性解读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一种由第三者主持的纠纷解决程序，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要求程序主持者自身做到公正无偏。而仲裁与调解是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程序，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是否会使仲裁员的角色同调解员的相混淆，从而导致其丧失中立性，这是我们首先要研究的问题。解决了程序主持者的中立性之外，我们也需要考察整个纠纷解决过程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获得纠纷当事人的合意，实现程序公正。此外，我们还必须考察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能够提高解纷效益。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违反程序正义原则
程序正义观念的古典表述在英国是“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而在美国是“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自然正义原则有两个基本要求：第一，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诉讼案件的法官；第二，法官在制作裁判时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英国普通法上程序正义观念在美国得到继承和发展。根据美国宪法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两大理念。前者是对立法权的一种宪法限制，它要求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者财产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理念；而后者涉及法律实施的方法和过程，它要求用以解决利益争端的法律程序必须是公正合理的。《布莱克法律辞典》对程序性正当程序之含义的解释为：“任何受判决的结果影响的当事人有权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被告知控诉的性质和理由……合理的告知、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以及提出主张和辩护等都体现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之中。”[16]由此可见，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有二，即裁判者中立和“两造听证”。因此，我们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1.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程序中解纷者是否中立
仲裁员的职能是以第三人的身份对仲裁案件做出决定，而调解员的职能是促进双方和解，而非裁决争议事项。仲裁中的调解要求仲裁员意识到这两个角色的不同，当事人也应当被告知二者身份的不同。这种区分是调解的前提条件。在调解的过程中，仲裁员只是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引导、劝解，也可表达他对争议有关事项的理解和建议，但最终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双方当事人手中。混淆论者反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另一个理由是，认为仲裁员调解不成，有可能会利用从一方当事人处得知的信息做出对另一方不利的裁决。然而，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机制能够使仲裁员在做出仲裁裁决时，其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均来源于双方当事人有机会进行评论的材料和庭审情况，仲裁员守则和仲裁规则也为消除调解不成对后续仲裁的不利影响提供了保障。至于“混淆论者”提出的仲裁员在调解过程中得知了一方当事人出价的底线而可能对案件预先形成一个固定的看法，以致违反其中立性。但是，仲裁实践表明，仲裁员是否能保持中立取决于仲裁员的自身素质和道德水平，而不取决于他是否进行了调解。再说，仲裁员了解了双方的情况，是更有利于裁决，而不是相反——真正的裁决是建立在弄清案情和双方情况的基础上的。因此，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会混淆仲裁员和调解员角色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在双方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仲裁员以调解员的身份同一方当事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单独接触，只是当事人合意的自然延伸，不应认为调解员偏袒一方。况且调解过程是由当事人的共同意思支配的，当事人有更多的机会来核查调解员是否做到了公正，对于表现出不独立、不公正的调解员，任何一方均可表达对他们的不信任，要求该调解员不参加调解或者由当事人单方行使终止调解权。因此，由同一仲裁员担任调解员，不会减损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2.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程序中当事人是否具有公平的参与机会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也不会损害多方当事人参与程序的公平机会：第一，当事人的听审权和陈述权在仲裁员开始调解前已经有机会得到行使。调解结束后，仍然有机会就他们认为需要陈述的任何问题作进一步的陈述，也有权要求按照程序的进展举行开庭。第二，仲裁中的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都充分获得有关信息的基础上解决争议的，是否达成协议，完全凭当事人双方决定。仲裁员以调解员的身份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当事人向仲裁员做出陈述，意图在于促进双方谅解和让步。仲裁员在调解过程中并不接受任何一方提交的书面材料，仲裁员也尽可能地把自己从一方当事人获得的信息披露给另外一方，以保障双方的充分知情权。第三，仲裁员在调解过程中了解到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未曾披露的某些内幕信息，但这些内幕信息有助于调解而无助于仲裁。因为仲裁裁决的做出必须根据双方辩论认可的材料，否则该裁决即构成严重的程序违规。这种违规在没有调解的仲裁程序中也会出现。能否避免此类失误，取决于仲裁员的素质水平和程序管理技术，而不取决于仲裁员是否进行过调解。因此，只要操作得当，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可以保障实现“两造听证”原则的。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否提高纠纷处理的效益
我国诉讼法学者陈桂明教授认为：程序规范如果不明确或者不稳定，就会使司法资源的使用出现浪费，当事人由于对程序的进行不可预测，会造成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损失。相反，如果程序规范明确清晰，就会使纠纷解决成本得到控制，该程序就会为当事人所信赖和支持，程序的有序性符合程序效益最大化原则[17]。依此，我们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效益分析如下。
1、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程序上是一个正规的程序
在仲裁的过程中由仲裁员来调解案件，并不是调解和仲裁相互分离，而是仲裁与调解的有机结合。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仲裁员和当事人都充当了调解程序的缔造者和剪裁者，因而使程序具有更高程度的可预见性可操作性；而且，这种程序包含了当事人的选择，故而也更具灵活性，可以照顾到当事人的特殊要求。这些优点是单纯的仲裁或诉讼程序所不具备的，可以说，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克服了仲裁和调解的一些内在缺陷，结合了二者的优点，提高了纠纷处理的效益。
2、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够显著地减少纠纷解决的错误成本和直接成本
我们认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够显著减少纠纷处理的成本，理由是：第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当事人意愿的表达和确认，当事人对程序的认知认同能力显著提高，对和解结果以及据此做出的裁判文书的认同感加强，当事人对程序结果的挑战和反抗率显著降低，纠纷外第三人对程序结果的干预与破坏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因而，导致产生错误成本的因素大大地减少了。第二，在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程序中，仲裁员和仲裁机构通常收费较低，并且当事人还可避免种种不可预见的额外费用。第三，在实现裁判结果方面，由于调解成功的裁判文书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较之径行仲裁的裁判文书更易得到履行，从而节省了可能的执行费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对方当事人拖延履行或者拒不执行的风险。后面两点都减少了当事人的直接成本。
由上述分析可见，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够达到程序公正，提高纠纷解决效益，具有仲裁或调解独自所不具有的优越性，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其正当性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 Thomas JBrgwer Lawrance R.Millers,“Combinning Mediation & Arbitr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Nov,(3),p.34.
[2] 王生长.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理论与实务[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78－80.
[3] [美]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65－666.
[4] The Rt.Hon.Sir Michael Kerr, Reflections on 50 Years’ Involvement in Dispute Resolution, 64 Arbitrtion (August 1998),p.175.
[5] Pieter Sanders, The 1996 Alexander Lecture, Cross-Border Arbitration-A View on the Future, 62 Arbitration (August 1996),p.173.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六十号）


　　《辽宁省农业综合开发条例》已由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12年9月27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9月27日



辽宁省农业综合开发条例


2012年9月27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农业综合开发水平，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业综合开发，是指经国家或者省财政部门批准立项，利用财政专项资金以及其他有关资金，对农业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的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业综合开发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省、市和农业综合开发县（含县级市、区，以下简称开发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农业综合开发规划，并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农业综合开发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农业综合开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开发县是指具备农业综合开发条件，经国家批准进行农业综合开发的县。开发县的新增与取消、暂停与恢复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条 省、市和开发县财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负责农业综合开发具体管理工作。
农业、林业、水利、畜牧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做好农业综合开发相关工作。
开发县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

第二章 项目管理
第六条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应当坚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规模开发、产业化经营，依靠科技、注重效益，公平竞争、择优立项的原则。
第七条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包括土地治理项目、产业化经营项目、科技推广示范项目和国家规定的其他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土地治理项目包括稳产高产基本农田建设、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粮油等大宗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良种繁育、土地复垦等中低产田改造项目；草场改良、小流域治理、土地沙化治理、生态林建设等生态综合治理项目；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
产业化经营项目包括经济林及设施农业种植、畜牧水产养殖等种植养殖基地项目，农产品加工项目，储藏保鲜、产地批发市场等流通设施项目。
科技推广示范项目包括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
第八条 省、市和开发县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农业综合开发信息化建设，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库。
省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家项目申报指南，发布全省年度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申报指南。项目申报指南应当包括扶持范围、扶持政策、申报材料、申报程序等内容。
第九条 申报土地治理项目、产业化经营项目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申报条件。
申报科技推广示范项目，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科研推广能力，推广的技术成果应当通过省以上专业部门鉴定，具有技术先进性、地域适应性以及效益推广性。
第十条 申报土地治理项目、产业化经营项目的单位，应当向市、开发县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和有关材料；对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应当按照申报指南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报书，逐级上报省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省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组织专家评审，并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审核备案。对审核通过的项目，由项目建设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报项目初步设计或者实施方案。
科技示范推广项目的申报和审批，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省、市和开发县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批准的项目逐级上报年度项目实施计划。
经批准的年度项目实施计划，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予以审批。
第十二条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或者实施方案组织实施，确保项目工程质量。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应当按照规定实行专家评审制、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建设监理制、资金和项目公示制等管理制度。
第十三条 开发县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对本行政区域的单项农业综合开发竣工项目进行验收。市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对本行政区域的农业综合开发年度竣工项目进行综合性全面验收。省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对全省农业综合开发年度竣工项目进行综合性抽查验收。
综合性验收的主要内容包括执行国家和省农业综合开发政策情况、村民筹资筹劳情况、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项目建设任务和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工程建设质量情况、工程运行管护和档案管理情况等。
第十四条 开发县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应当对验收合格的土地治理项目工程，确定管护主体，明确管护责任，及时办理工程移交手续。
第十五条 土地治理项目兴建的小型水库、灌排渠（管）道、桥涵闸、拦河坝、排灌站、机电井、机耕路等基础设施验收合格后，按照下列规定确定管护主体：
（一）村内工程为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
（二）跨村工程为乡（镇）有关管理机构；
（三）跨乡（镇）工程由开发县人民政府确定管理机构。
国家和省对农村水利工程管护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土地治理项目工程可以实行拍卖、租赁、承包等方式确定管护主体，并依法签订合同。管护主体应当接受所在地的开发县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乡（镇）人民政府以及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并服从防汛抗旱的统一调度。
第十七条 土地治理项目的管护主体，应当建立健全管护制度，保证项目正常运转。
土地治理项目工程管护经费，按照谁受益谁负担、以工程养工程的原则进行筹集。确有困难的，省、市和开发县财政部门可以给予补助。

第三章 资金管理
第十八条 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使用应当坚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集中投入、突出重点，奖优罚劣、鼓励竞争的原则。
第十九条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包括财政专项资金、配套资金、信贷资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个人自筹资金、以物折资和筹劳折资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资金。
第二十条 省、市和开发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农业综合开发配套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逐步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完善资金投入方式，实行资金与项目管理相结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省、市和开发县财政部门应当确保配套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并根据项目计划、工程建设进度，及时足额拨付资金。
对欠发达地区配套资金，省财政应当给予照顾。
第二十一条 鼓励开发县以安排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为导向，搭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产业经济发展资金整合平台，统筹使用各类支农资金。
经国家和省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批准，开发县可以按照规定实行先建设后申请补助或者边建设边申请补助的方式，筹集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第二十二条 省、市和开发县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评价依据、方法及指标，组织开展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并将评价结果作为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三条 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应当按照农业综合开发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管理，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县级报账制，专人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骗取、挤占、挪用、截留、滞留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不得将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转为有偿使用。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省、市和开发县审计、监察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监督检查；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依法查处。
第二十六条 省、市和开发县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农业综合开发监督检查制度，采取专项检查、中期检查、年度验收等多种方式，加强对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建设、资金使用和运行管护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省、市和开发县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应当公开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办事程序，及时向社会公布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资金安排情况，并将项目立项和资金筹集使用情况，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完成情况，向项目区村民公示，听取村民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农业综合开发工作中的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对举报事项查明事实，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二十八条 对农业综合开发监督检查、验收、举报核查中发现的问题，相关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及时整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市财政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照规定扣减下一年度农业综合开发财政专项资金指标；情节严重的，按照规定暂停或者取消开发县资格，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及时足额落实财政配套资金的；
（二）擅自变更年度项目实施计划的；
（三）对农业综合开发监督检查、验收、举报核查中发现的问题，未按照要求及时整改的；
（四）年度竣工项目综合性验收不合格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市财政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限期改正，追回有关财政资金，没收违法所得，并按照规定扣减下一年度农业综合开发财政专项资金指标；情节严重的，按照规定暂停或者取消开发县资格，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未按照规定的使用范围和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管理，未实行县级报账制和专人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的；
（二）骗取、挤占、挪用、截留、滞留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或者将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转为有偿使用的。
第三十一条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骗取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的，由省、市财政部门追回被骗取的财政资金，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财政资金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损毁、破坏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工程设施的，应当依法赔偿；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财政部门及其农业综合开发管理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二）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国家对计划单列市另有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国有农场经国家和省财政等有关部门批准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的，参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