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政府采购管理试行办法
宁波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深化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加强财政监督，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政府为了开展日常政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监督下，以法定的方式和程序，组织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
第三条 凡本市市级国家机关和实行预算管理的其他机关、政党组织、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以下统称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应当遵守本办法。
前款所称财政性资金是指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及事业收入。
第四条 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效益的原则，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国家和宁波市有关的社会经济政策的贯彻和落实。
第五条 宁波市政府采购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采购领导小组）是本市政府采购的领导机构，负责制定政府采购政策，审议政府采购目录，协调、管理和监督全市政府采购工作。
采购领导小组下设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采购办），采购办设在市财政局，负责政府采购的日常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二）编制政府采购目录草案；
（三）审核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四）制定政府采购的实施性办法；
（五）受理政府采购投诉；
（六）采购领导小组授权的其他有关政府采购事务。
第六条 宁波市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采购中心）是本市市级政府采购机构，为市财政局直属事业单位，接受采购领导小组的领导，履行下列职责：
（一）统一组织实施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采购业务；
（二）受采购机关的委托，代其采购或组织招投标事宜；
（三）承担不具备或被取消独立采购资格的采购机关的采购业务；
（四）负责政府采购统计、采购分析、采购评估及采购资金结算；
（五）建立供应商和专家网络，培训采购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六）承办由采购领导小组委托的其他有关采购事务。
第七条 政府采购应当接受社会监督。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对政府采购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和检举。政府采购机构可通过邀请监察、审计、工商等有关部门人员，或者通过聘任监督联络员对整个政府采购活动实施日常监督，防止采购中的不正之风。

第二章 政府采购的范围与方式
第八条 采购办应当根据政府采购的实际需要，编制政府采购目录草案，并提交采购领导小组审议，审议通过后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布。
编制政府采购目录应当考虑推进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并根据需要与可能逐步扩大集中采购的范围。
第九条 采购人应当根据已批准公布的政府采购目录和财政部门批准的预算及资金落实情况，编制年度政府采购计划报采购办审核。
第十条 经批准后的政府采购计划，属于集中采购的由采购中心组织实施，属于分散采购的由各采购人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政府采购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采购、邀请招标采购、协商采购、询价采购、单一来源采购或者其他方式。
公开招标采购是指向社会公开发布招标公告，有3家以上供应商参加投标，并根据规定程序择优选定供应商的采购方式。
邀请招标采购是指向3家以上供应商发出投标邀请书，有3家以上供应商参加投标，并按照规定程序择优选定供应商的采购方式。
协商采购是指直接邀请3家以上的供应商，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工艺、质量、性能、商业条件、价格等进行谈判的一种采购方式。
询价采购是指对3家以上供应商提供的报价进行比较，以确保价格具有竞争性的一种采购方式。
单一来源采购是指不具备竞争条件、只有1家供应商的直接采购方式。
第十二条 下列采购项目，应当实行公开招标：
（一）合同价值十万元以上的物资；
（二）合同价值二十万元以上的租赁、修缮项目；
（三）合同价值十万元以上的服务项目；
（四）采购目录规定应当集中采购的项目。
第十三条 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采购办同意，可以实行邀请招标：
（一）公开招标成本过高，与采购项目价值不相称的；
（二）采购项目由于其复杂性或者专门性，只能从有限范围的供应商中获得的。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采取其相应的非招标方式进行采购：
（一）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
（二）因紧急需要，不宜采用招标方式的；
（三）采购项目属于独家制造、供应，或者供应商对该项目拥有专利权，并且无其他合理选择或者替代物的；
（四）原采购项目的后续维修、零配件供应，由于兼容性或者标准化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向原供应商采购的；
（五）经公告或者邀请无3家以上符合投标资格的供应商参加投标，或者供应商未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而导致招标无法进行的；
（六）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以外的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招标采购由采购中心自行组织招标，或者委托经采购办认定的招标代理机构组织招标。
政府采购的招标和非招标采购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采购办另行制定。

第三章 采购合同
第十六条 政府采购应当依法签订采购合同，明确采购物资和接受服务的名称、数量、规格、质量、性能、价格以及履行合同的时间、地点、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内容。
集中采购的合同由采购中心与供应商签订；对采购项目有特别要求的，可以由采购中心会同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集中采购合同报采购办备案。
分散采购的合同由各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
第十七条 政府采购合同依法成立，合同双方应当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需要变更合同的实质性条款的，在变更合同前必须征得采购办的同意。
第十八条 合同履行中，采购人如需另行采购与合同标的相同的物资或者服务，经采购办同意，可以在不变更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与供应商协商签订补充的采购合同。
第十九条 中标的供应商应当在采购合同签订后的10日内，向采购中心提交不高于合同金额百分之十的履约保证金。采购中心收到履约保证金后，应当于5日内退还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并于采购合同履行完毕后5日内退还履约保证金。
第二十条 集中采购项目，由采购中心组织验收；对采购项目有特殊要求的，采购中心可以会同采购人共同组织验收。
分散采购项目，由采购人进行验收。
验收单位应当签署验收意见，其中属于集中采购的验收意见，报采购办备案。
第二十一条 在采购合同签订并对采购项目验收合格后，由采购中心办理政府集中采购资金的结算手续。资金来源属财政预算资金的，包括财政专户拨付的预算外资金，财政部门不再向采购人直接拨付采购资金，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批准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将采购资金直接划拨给采
购中心，由采购中心按照采购合同规定的金额将采购资金支付给供应商。节省的资金，仍为财政资金。
多渠道筹措资金的采购项目，采购人应当于采购开始前将采购预算中自筹资金部分划拨到采购中心的帐户，采购合同签订后，由采购中心按照采购合同规定的金额将采购资金支付给供应商。节省的资金，退还采购人。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财政部门应当定期对政府采购的下列情况进行检查：
（一）采购活动是否依采购计划进行；
（二）采购方式和程序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
（三）采购合同的履行情况；
（四）其他应当检查的有关事项。
被检查的部门和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检查所必需的材料和情况，不得拒绝。
第二十三条 审计机关应当每年对本级政府采购进行审计，并将审计结果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以对政府采购组织专项审计。
第二十四条 采购办对数额巨大的政府采购，应当通知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监察局和其他有关部门参与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
第二十五条 采购办应当受理关于政府采购的投诉，并于受理投诉之日起15日内书面答复投诉人；情况复杂的，必须在30日内予以答复。对投诉人所反映的问题，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并依本办法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六条 采购办应当每年公布政府采购的有关情况。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采购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采购无效，并视情节轻重，财政部门可以扣减采购金额等同额度以下的本年度或下年度的预算经费，或依法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一）应当实行集中采购而未实行的；
（二）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
（三）未按规定及时申报采购计划，并无正当理由的；
（四）拒绝接收采购中心按本办法规定采购的商品的；
（五）其他严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采购中心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采购无效；给供应商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主要责任人行政责任：
（一）弄虚作假，隐瞒招标真实情况的；
（二）应当实行招标采购而未按规定实行招标的；
（三）委托无法定资格的机构代理招标的；
（四）与供应商串通，虚假招标的；
（五）定标前泄露标底的；
（六）违反有关采购程序和办法的规定进行采购的；
（七）其他严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招标无效，给采购人或者供应商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禁止3年内代理政府招标采购业务：
（一）弄虚作假，隐瞒招标真实情况的；
（二）与招标委托机构或者供应商串通，虚假招标的；
（三）违反有关招标采购程序和办法的规定进行招标的；
（四）其他严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条 供应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投标无效；给采购人、招标机构或者其他供应商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禁止其3年内参加政府招标采购的投标：
（一）弄虚作假，隐瞒投标的真实情况或者故意进行无效投标的；
（二）在供应商之间相互串通，抬高标价或者压低标价的；
（三）与采购人、招标机构串通投标的；
（四）采用不正当手段妨碍、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五）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中心、招标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六）其他严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因采购中心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的过错致使招标失败或者无效，或者采购中心不与中标的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采购中心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向供应商双倍返还投标保证金。
供应商有本办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行为之一或者开标后放弃投标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未依招标文件和中标的投标文件签订采购合同的，采购办应当责令当事人予以纠正。
采购中心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的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追究其主要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并责令其签订；中标的供应商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中心签订采购合同的，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并禁止其3年参加政府招标采购的投标。
第三十三条 给付履约保证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的，无权请求返还履约保证金，接受履约保证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履约保证金。
第三十四条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工作人员及评标委员会成员在采购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采购办可以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政府采购的有关实施规范。
第三十六条 各县（市）、区可参照执行。
第三十七条 政府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的招标和投标，以及采购人购买境外供应商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5月17日
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的法律问题研究

中山大学法学院 蔡业冰


【论文摘要】上市公司的退出标准对完善退出机制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对退出标准的规定过于单薄，可操作性不强。本文通过借鉴国外成熟证券市场所采取的退出标准，重新构建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的法律体系，主张应该采取“双重标准”，以期解决我国退市标准立法不完备的问题。
【关键词】上市公司 退出机制 退市标准 证券市场 双重标准
引 言
ST郑百文被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破产还债的申请，使中国的上市公司首次受到生存的威胁，也引发了市场有关退出机制的大讨论。上市公司退出是指上市公司由于经营状况不佳，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或者发生了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事由，不能继续经营，而必须进行拯救或破产清算的过程。 通过法定程序将已经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退出证券市场，这是各国上市公司退出制度的基本要义，然而各国却没有统一的退市标准，这是由各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所决定的。
我国的《公司法》、《证券法》和《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都对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作了规定，为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出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然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运作的时间不长，是在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上建立起来的，留下了很多不符合市场化要求的理念或规则，尚处于很不完善的发展阶段，因此，与成熟证券市场的退市标准相比仍有较大的缺陷，也存在着与实际操作矛盾的困窘，成为我国上市公司退出机制迟迟不能施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对于增强退市规则的可操作性、切实建立起有序和有效的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发挥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法学界对退市标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大多数文章还仅仅局限于对退市机制的简单介绍，而对退市标准缺乏法理和定量分析，而且有少数文章还带有误导性。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问题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对完善真正符合我国证券市场实际情况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提出一点看法。
一、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立法缺陷的检讨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经历了10年风雨兼程，1993年《公司法》、1998年的《证券法》都对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新千年伊始，管理层在加强对证券市场监管、建立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机制的指导思想下出台了《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以下简称《退市办法（修订）》），在前两部法律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就连续亏损这一种情况作出了暂停和退市的规定，制定出了更详细的退市标准，为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出提供了更强的依据和操作标准。
（一） 我国现行法律对有关退市标准的规定
我国的《公司法》在颁布时已对上市公司的退出标准作出了规定，公司法第157、158条规定：上市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一）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等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在限期内未能消除；（二）公司不按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者对财务会计报告作虚假记载，经查实后果严重的；（三）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经查实后果严重的；（四）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在限期内未能消除；（五）公司决议解散、被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关闭或者被宣告破产的。
《证券法》第55、56条规定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后，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决定终止其公司债券上市交易：（一）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经查实后果严重的；（二）公司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在限期内未能消除的；（三）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不按照审批机关批准的用途使用，在限期内未能消除的；（四）未按照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履行义务，经查实后果严重的；（五）公司最近二年连续亏损，在限期内未能消除的；（六）公司决议解散、依法被责令关闭或者被宣告破产的。
根据《退市办法（修订）》规定，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将被暂停上市，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1）公司在法定期限结束后仍未披露暂停上市后第一个半年度报告的；（2）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的第一个半年度报告，但未在披露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或提出申请后证券交易所未予受理的；（3）证券交易所受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经审核认为不符合恢复上市条件的；（4）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股东大会作出终止上市决议的；（5）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后，在法定期限结束后仍未披露恢复上市后的第一个年度报告的；（6）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后，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恢复上市后的第一个年度报告，但公司出现亏损的。
从上述的规定可以看出，处理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上市公司主要有两个步骤，一是暂停上市，二是终止上市，即我们说的退市。暂停上市是给予上市公司整顿经营的机会，是退市的的缓冲阶段。如果在暂停上市期间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可以重新上市，否则就会被退市。同样上市公司如果出现《证券法》规定的情形之一，对其债券也实行同样的措施。
（二） 对我国现行退市标准的法理分析
1．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文意分析
从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与《证券法》的规定有出入。很显然办法中的上述规定是对《公司法》中关于退市情形的细化，而且只是针对“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这种情形。但是笔者发现，《公司法》规定公司退市的情形包括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而《证券法》规定公司债券终止交易的却是公司出现连续二年亏损。很显然，法律把公司的退出和公司债券的退出是区别对待的。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公司发行债券，就是为了进行融资；一旦公司债券退市，意味着公司的债券不能再在证券市场上进行流通。上市公司的首要特征就是能在证券市场上进行证券交易。如果公司不能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这时公司的性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事实上已退出了证券市场，所以它不应再被称为上市公司。因此，《证券法》所规定的情形表面上是债券的退市情形，但是其实质就是公司退市的情形。然而我国《公司法》和办法规定的公司退市标准与《证券法》之规定是矛盾的。这会导致下列情形的发生：即一间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又不能在限期内消除，那么它的债券就要退市，它不能再在证券市场上进行证券交易。然而根据《公司法》，这样的不能从事证券交易的“上市公司”在法律上仍然保留其上市公司的身份。所以从债券退市到公司退市起码有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公司在法律上是上市公司，但是法律又禁止其进行证券交易，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因此，笔者认为公司退市和债券退市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应该区别对待，而且以《证券法》的规定更为合理。
其次，从我国关于上市公司退市标准规定的发展中，《退市办法（修订）》的退市标准虽然比《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更具操作性，但是仍没有很好地体现法律对于上市公司退市的实质标准，还应该进一步具体化。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一种契约行为，公司和证券交易所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公司上市和退出必须遵守双方签订的协议，由此来约束双方的行为。 因此，笔者认为，《公司法》、《证券法》只需对公司退市的条件作出原则性的规定，而退市的具体标准包括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经营能力、破产规模、股利分配情况、股权分配情况和分散化程度、经营的合法性、是否忠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都由《退市办法》这一法规加以详细地规定，能避免退市标准过于死板、不能适应客观情况发展变化的要求，同时也能使退市标准更具统一性，防止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尴尬。
2．我国现行退市标准的立法缺陷
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现行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1）虽然《公司法》、《证券法》对上市公司5种情况的退市均有明确规定，但由于主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对其他方面一直没有可操作的细则，在上市公司股票最终退出交易市场的问题上，法律规定得还不够具体、明确。其中能够具体实施的只有连续亏损一种。然而，以“连续亏损”作为判断公司是否应该退市，笔者认为不妥。判断公司是否应该退市，基本标准是其股票是否还有价值，而“连续亏损”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若连续亏损的公司还有盈利能力，其股票仍然是有价值的，因此令其退出不合理。而“资不抵债”才是衡量一家上市公司股票是否有内在价值的重要标准。股票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它所代表的实物资产的保值增值性上，其次才是获取相应的股息或红利以及二级市场的价差收益。若连续亏损的公司，只要其仍有盈利能力，其股票就仍然代表着一定的股东权益。而资不抵债的公司则意味着可能被破产清算，届时资产将首先被用来还债，股票的保值增值性将彻底丧失，股票既然已无价值，终止其上市也就顺理成章了。
(2)《公司法》有关终止公司上市的第一、四种情形中对“在限期内未能消除”以及《退市办法（修订）》中对“法定期限内”的“限期”究竟有多长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就使投资者无法依据法律作出理智的投资判断，并可能增加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笔者认为，对于“期限”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界定，不能过短也不能过长。规定过短会剥夺上市公司被暂停上市后经过重整重新获得上市的机会，过长则会导致上市公司在整顿中有太充裕的时间利用各种手段包括不合法的手段使公司达到重新上市的条件，从而使上市公司这个“壳资源”更显稀缺性，利用价值倍增，造成“借壳”上市现象严重，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无法达到，“退市”只能成为一句漂亮的口号。
(3)《公司法》、《证券法》有关“经查实后果严重的”的规定中，对后果“严重”到什么程度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也没有说明以其他相关法律部门的规定为依据。单凭证券管理部门的主观判断，造成随意性的空间较大，难以保证判断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和相对科学性。同时也为证券市场上滋生腐败现象留下了隐患。
（4）我国规定的退市条件只涉及利润表给出的亏损或盈利，并没有限定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亏损或盈利。这种退市制度的缺陷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可避免退市。上市公司只要三年之中不是连续亏损，就不用下市。换句话说，不论亏多亏少，亏二年，盈一年，哪怕以后继续亏损，也可以继续上市。这在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已不占少数。二是恢复上市也不难。不论亏多亏少，亏三年，盈一年，即使以后继续亏损，也可以恢复上市。一般而言，年度之间利润调节并不是难度非常高的事情，特别是在公司面临退市的情况下，不论业务重组，还是账面重组，那些持续亏损的上市公司完全有可能借助于非经常性的盈利来逃避退市机制的约束，因而退市机制往往会被玩弄于鼓掌之中。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等证交所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相当完备，涉及面相当齐全，把资不抵债、股利分配情况以及因资产处置、冻结等因素而失去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违反上市协议等因素都纳入退市标准。
从上述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国现行上市公司退市标准极不完善，其规定存在很多弊端，增加了具体实施的难度，无法适应我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的立法要求，也是导致我国已确立的退市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的重要原因。因此，完善我国现有的退市标准是证券立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借鉴成熟证券市场的成功经验是自我创新的基础也是改革的必经之路。
二、成熟证券市场上市公司退市主要标准的法理分析
在国际成熟的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退出机制的建立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长期的市场实践形成了完善的退市标准。对这些标准加以考察分析可为健全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在发达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上，一般都规定了上市公司退市的最低标准，一般来说，上市证券被摘牌终止上市的标准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上市公司的资本规模或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达不到上市要求；二是公司经营业绩或资产规模达不到上市要求；三是当上市公司因涉及资产处置、冻结、财务状况欠佳等情形，造成公司失去持续经营能力；四是公司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并造成恶劣影响。世界上主要的证券市场如纽约、东京、香港等都对上市公司退市的标准作出了比较具体而操作性强的规定：
1．纽交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在美国，上市公司退市的主要标准包括：股权的分散程度、股权结构、经营业绩、资产规模和股利的分配情况。上市公司只要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就必须终止上市：(1)股东少于600个，持有100股以上的股东少于400个；(2)社会公众持有股票少于20万股或其总市值少于100万美元；(3)过去的5年经营亏损；(4)总资产少于400万美元，而且过去4年每年亏损；(5)总资产少于200万美元，并且过去2年每年亏损；(6)连续5年不分红利。
2．东京证交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与纽交所的规定大体一致，日本东京证交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主要包括：股本总额和股权结构、股权的分散程度、经营状况、股利分配情况、资不抵债情况和是否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就必须退市；(1)上市股票股数不满1000万股，资本额不满5亿日元；(2)社会公众股东数不足1000人(延缓一年)；(3)营业活动处于停止或半停止状态；(4)最近5年没有发放股息；(5)连续3年出现资不抵债情况；(6)上市公司有“虚伪记载”且影响很大。
3．香港联交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与纽约证交所相比，香港联交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较为笼统。香港证券法第六章第55条规定，公司出现以下情况时，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交易，并进入退市程序：(1)公司出现财务困难，严重损害其持续经营能力，或导致其部分或全部业务中止经营；(2)公司资不抵债。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将被联交所终止上市资格：(1)公司已被清算或被勒令停业；(2 )公司资产的接受人或管理人已被任命；(3 )公司已停止营业；(4)公司应交纳的行政费用未如数上交；(5)公司已与其债权人达成妥协或计划安排；(6 )无论是在香港或其它地区，公司有董事已被判定触犯法律，且判决中提及该人有贪污或欺诈行为；(7)公司所有董事中有人违反证券法；(8)依照证券法必须进行登记，如董事、秘书及其他有关管理人员的登记未获批准，或已被撤销或暂停。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三大证券交易所规定的退市标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公众股东数量达不到交易所规定的标准；(2)股票交易量极度萎缩，低于交易所规定的最低标准；(3)因资产处置、冻结等因素而失去持续经营能力；(4)法院宣布该公司破产清算；(5)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欠佳；(6)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7)违反法律；（8）违反上市协议。
从理论上说，当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况时，其股票应终止上市交易：（1）股票失去价值。股票是一种虚拟资本，其价值是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值，如果公司预计未来没有现金流入，则股票本身已没有价值，继续交易必将损害股东的利益，因此应予摘牌。（2）股票失去流动性。股票是一种具有颇强流通性的流动资产，股票上市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资本的流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股票高度集中，或者有行无市无人问津，则股票实质上已经失去了其重要的融资功能，继续挂牌就失去了上市的意义。（3）发行股票的公司严重违反交易所规定的上市规则。股票上市交易应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基本原则，上市规则是确保“三公”原则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如果公司违反上市规则，不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或在信息披露中弄虚作假，将严重损害“三公”原则，可能导致股票交易陷入混乱。故此，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严重违反上市规则的公司股票应终止上市交易。 可见，股票作为上市公司上市交易的媒介，其是否具有实际价值是判断一个上市公司是否应当退市的基准，发达国家就是依此经济标准制定出了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
通过与我国比较分析，发达国家退市标准规定了很多量化标准，并同时采用时间和资本的双重标准，比我国单采时间标准更为科学全面、也更具客观操作性，避免了规避法律的可能性，也减少了人为干预的因素，这是立法技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立法观念的差异。发达国家注重从经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实际考察上市公司的资产营运状况，尤其是对资不抵债公司的退出问题相当重视，着重关注一个上市公司是否还有能力在证券市场上生存，考虑证券市场的承载能力以及让该公司继续上市对公众造成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与上市公司退出的处理权限不无相关。发达国家将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退市的自主处理权限主要地赋予证交所，监管部门所掌握的最多只是审批权限。而我国的处理权限主要集中于证券监管部门，证交所拥有的自主权较少，政府的过度干预使退市只是流于形式，从而导致由立法机关制定的退市标准也给证券监管部门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加大了上市公司退市操作的难度。
为此，笔者建议，不应将上市公司退市的处理权限过分集中于中国证监会手中。可以借鉴美国证券市场的做法，将上市公司退市的决定权适当下放给证交所，而审批权限仍然掌握在中国证监会手中。也就是说，证交所可以根据上市公司退市标准自行作出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决定，在证交所作出该决定之前，必须报请中国证监会批准。对上市公司退市处理权限的合理划分和适当让度，并由证交所制定客观量化的退市标准，减少法定主观标准的随意性。不但有利于充分发挥证交所对上市公司运作进行一线监管的职能，提高监管效率，并能使得退市标准更合适证券市场的要求，有利于审慎处理上市公司的退市问题，以尽量减少和避免产生大的市场波动。
三、完善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的法律模式选择
通过对国外成熟证券市场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证交所制定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比较完备，涉及面比较齐全，可操作性也比较强。相比之下，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的有关法律规定还很不完善，严重影响到我国上市公司退出机制的有效实施，阻碍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借鉴地引进外国发达的退市标准，并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制定出符合我国现阶段的退市标准，将对我国证券市场解决长期以来上市公司退市难的问题产生极大的推动。
以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作为基础，笔者大胆推新，认为健全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出标准，应该从下面几方面切入：
（1）实施“双重标准”（dual demonstration）。这里的“双重标准”是指时间标准和资本标准。我国现行法律采取的是时间的量化标准，即“最近三年连续亏损”，但是这一标准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具有极大的缺陷，无法满足退市的具体操作要求，很容易被上市公司规避。因此不少国家都采取资本标准，即“资不抵债”标准，资不抵债标准可以很好地弥补时间标准的不足。而资不抵债是是公司因经营状况不佳，亏损额不断积累的量的结果。而公司一旦到了资不抵债的时候，股民的损失难以挽回。因此为了更好地监控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笔者认为应该有必要把我国原来所具有的时间标准保留下来，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多一个标准：资不抵债。这样才能更加全面的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
（2）以“累计亏损”作为退市标准。衡量一家公司是否应该退市的最主要标准，就是应看其主营业务是否有起色，其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是否有明显的提高。当上市公司从第一个亏损年度算起的历次亏损总额达到净资产一定比例时即暂停上市，进一步来讲，当该比例达到新的标准时即应终止上市。而公司要想恢复上市，必须使累计亏损减小到一定比例。“累计亏损”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防止市公司人为地控制利润；另一方面更注重实质，只有经营质量、资产质量都改善了，那上市公司才能真正地得以恢复上市，否则，不论该公司恢复上市后一年还是两年，其同样应面临退市下场。
（3）退市标准应与上市标准相统一。在股市政府化的条件下，靠股市的扩容已经不能解决市场的供求矛盾。因此政府行为本身产生一种稀缺资源，引发争夺资源现象。所以，解决退市难题必须放开股票市场，让市场的供求规律调节企业的退市机制。只有企业进入股市的所费成本低廉才会换来其退出股市的所费成本的降低。笔者考虑降低上市门槛，逐步实行上市公司的注册制，这是解决我国上市公司资源稀缺的最有效的办法。对于严重亏损上市公司，只要符合《退市办法（修订）》中的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条款，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让该上市公司退市。
（4）笔者认为应该参照美日的做法将下列的因素也考虑到退市标准中：连续三年没有发放股息或红利；公司失去持续经营能力（全部或大部分业务已停止经营；大部分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租赁或遭到自然或人为因素的破坏的）；公司违反上市协议，交易所认为应该终止上市的。

结 语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法律法规对于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的规定还很不完善，是我国退市机制无法真正实施的一大法律障碍。通过借鉴成熟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以我国当前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作为制度背景，对现行退市标准的立法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在原来的时间量化标准的基础上兼采资本量化标准，实现双重标准的立法模式。这将使我国的退市标准更具可操作性，促使一直呼唤的退市机制真正得以实施，有利于证券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从根本上保证上市公司的总体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