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分析

刘忠杰


　　保障人的生命、身体和健康不受非法侵害，及在遭受非法侵害时保障受害者能够及时得到公正赔偿，是现代法治的首要目标。然而，作为社会一大热点的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一些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民事赔偿的医疗纠纷的受害者，却受到双重的伤害，他们不仅受到医疗过失侵权行为的伤害，而且成为不公正裁判的牺牲品，究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我国法律体系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法规冲突，该问题对于人民法院审理医疗过失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不无影响，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认识不统一，司法不统一，值得赞扬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已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更大程度地考虑了医患诉讼中处于弱势的患者的利益，扩大了对患者的保护范围，体现了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和实体法的有关立法精神和宗旨。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审理医疗过失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应牢固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和精神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先试析之。
　　一、确定医疗纠纷案件的性质和案由。
　　案由是案件内容的提要，正确的案由反映了诉讼类别，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案件所涉及法律关系的性质。对民事案件案由的恰当认定，有赖于对案件性质的正确理解，也对案件最终能否得到公正审判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医疗纠纷的民事纠纷性质，所谓医疗纠纷，是指病员及其亲属与医疗单位之间因诊疗护理发生差错而产生的关于民事权益的纷争，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争议，涉及到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属民法调整的范围，适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回避其民事纠纷的性质，不是科学的态度，只能增加适用法律上的冲突。
　　其次，医疗民事纠纷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医患关系的性质，是一种非典型的契约关系。是指医院与患者之间就患者疾患等诊察、治疗、护理等医疗活动形成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关系即医疗服务合同。如果医院一方在医疗过程中，因医护人员的过失损害患者的健康甚至造成死亡后果，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案由应定为医疗过失违约赔偿纠纷。但是，如果从医疗过失行为侵害公民健康权，生命权的角度看，医疗过失无疑又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案由应定为医疗过失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按照责任竞合应从有利于受害者进行选择的原则，应当选择侵权责任确定医疗事故责任的性质，从而有利于保护患者的权利，避免患者因不认识医疗关系的合同性质而不敢索赔的后果。同时也可以使医院方面不能借口合同有约定而拒绝对医疗事故的受害者予以赔偿，只要有医疗过失即应成立损害赔偿责任，而不必考虑损害结果是否严重到构成医疗事故。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0月30日颁布的《民事案由规定（试行）》中，将医疗过失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确定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案由，似值得商榷，因为该案由容易使医方、患者、特别是人民法院部分审判人员对医疗纠纷的性质产生理解上的偏差与法律适用上的不当。
　　二、医疗过失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的构成要件及赔偿责任的免除。
　　（一）、医疗过失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应具备以下五个要件：
　　1、加害人必须是医院或者经过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或承认的各类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赔偿义务主体必须是医疗单位，只有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才对自己的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
　　2、主观过错。表现为行为人在诊疗护理中的过失，体现在负有诊疗护理职责的医护人员的主观状态中，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不包括故意。
　　3、行为的违法性，也称侵害行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违反《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权。（2）违反《条例》；（3）违反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发布的有关规章，办法等；（4）违反医院的有关管理制度、技术操作规程等；（5）违反作为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
　　4、医疗过失行为须给患者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这种损害后果表现为患者的健康损害和生命权的丧失。对于受害者的重大精神损害或者因加害人的严重疏忽所引起的精神损害，也应当列入损害后果，并给予民法上的救济。
　　5、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患者的损害后果必须是医方的医疗过失所致。
　　（二）、医疗过失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免除。
　　1、医疗意外，是指医务人员无法预料的原因造成的，或者根据实际情况无法避免的医疗损害后果。
　　2、发生难以预料的，难以避免的并发症的。
　　3、病员及其家属不配合治疗时，如果损害后果完全是由于病员及其家属不配合治疗造成的，则应免除医疗单位或者医务人员的赔偿责任。如果医疗单位和病员（或者其家属）都有不同程度的过错，构成混合过错，由双方分担相应部分的责任。
　　4、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医疗过失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医院承担举证责任。
　　医疗过失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属于特殊侵权责任，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受害人在因果关系和过错的要件上不必举证证明，而是由法官推定。受害人只需证明自己在医院就医期间受到损害，如果医疗机构认为自己的医疗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自身没有过错，可以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推翻因果关系推定或过错推定，方可不承担责任，否则因果关系推定或过错推定成立。医疗机构就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理由是：
　　1、医疗服务具有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特点，在通常情况下，病员及其亲属不可能具备医疗方面的知识，对医疗单位的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不甚了解，一般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医护人员在诊疗护理中有过失行为。
　　2、病员已死亡，或处于昏迷不醒，病情危重状态中的病员是无法举证的，加之病员亲属不可能参与治疗的全过程，由他们举证是不切合实际的。
　　3、从查清案件事实出发，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妨害举证行为的发生，使法院能够及时正确地查明案件事实。在医疗侵权案件中，许多原始证据为医疗机构所掌握和控制，但是原告与被告存在利益冲突，医院因恐败诉而不提交。另外，医院可以恐吓、威胁、利诱等手段对作为重要证人存在的本院医护人员施加强大的影响，致使其不敢出庭如实作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可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4、从人力、物力、财力和专业技术，检测手段而言，医院的举证能力明显强于患者。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有条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一方当事人不负举证责任，显然有悖公平原则。
　　四、人民法院审理医疗过失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应查明事实，不能片面分析。
　　首先，应明确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应属于医疗机构的举证范围。依照《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医疗机构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其医疗行为不存在过失的依据，因果关系和过错两个侵权责任要件在这种案件中都是事实推定的，受害人不必对此举证证明，当然应由医疗机构提供这样的证据。而且当受害人证明了医疗行为的违法和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如果医疗机构不举证否定因果关系和过错，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一推定并不违背客观规律，即使没有鉴定结论也可直接认定侵权责任成立。比如医院在做腹腔外科手术过程中，将止血钳遗忘在患者腹腔内并造成不良结果的，难道还有作医疗事故鉴定的必要吗？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对有关鉴定问题明确规定，所谓“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根据所提供的案件事实材料，对需要鉴定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后得出的结论，它是民事诉讼七种证据之一种，因而是案件的事实范畴，而不是法律范畴，虽然鉴定结论在查明案件事实中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但不能认为它优于其它证据，因为鉴定结论只是鉴定人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于专门性问题的认识，这种认识可能受到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影响和限制，所做出的结论也可能有错误，它并非是人民法院据以定案所必须遵循的依据，人民法院应当对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审查核实后，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故公正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产生，首先必须具有中立的医疗鉴定机构，机构的中立才能保证结论的公正。同时，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医疗事故鉴定机构违规行为的制裁还是空白，医疗事故鉴定本身也需要进行严格的规范。
　　五、医疗过失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中赔偿范围与标准的法律适用。
　　由于按《条例》规定计算出的医疗事故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已明显违背了侵权法的基本赔偿原则——公平和人权保障。因此不应成为赔偿差异的理由。那么究竟执行哪种赔偿标准呢？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过失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中，毫无疑问地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如《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对患者予以赔偿。理由为：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已明确规定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不得通过行政法限制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对人民课以刑罚。
　　第二、《立法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三条明文规定：“法律的法律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民法通则》及《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分别是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颁布的基本法和法律。而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条例》并不属于特别法的范畴，二者相比，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原本不在同一层面上且无参比性，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并不存在所谓特别法的“效力”问题。《条例》作为法规，自始至终不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当《条例》的有关规定与基本法和法律所确立的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相违背，它因违背了合法性原则而归于无效。因此医疗过失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应完全由《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来规范解决，并应将它们作为赔偿的首要原则，最终裁决权应归于司法。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案件的审理仍以《条例》是新法更是特别法为由，优先适用《条例》，却将《民法通则》位列其次，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特别法效力优于一般法”“新法效力优于旧法”，仅是针对同一制定主体制定的法的适用而言，该两项原则对于不同主体制定的不同等级的法不能适用。
　　第三、《条例》只是规范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事故行政处理的，是据以追究责任医院和医护人员行政责任的依据。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审理医疗事故侵权损害赔偿案，虽与行政部门的“医疗事故处理”有一定联系，但却是性质迥然不同的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活动④，法官的裁决才是终局性的，才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法官应只服从法律，而不能听命于行政机关，当然包括《条例》，这是法治的原则，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和含糊。
　　第四、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应包括全部实际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二条至一百四十七条以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解释》、《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中，对人身伤害的赔偿范围作了规定，其原则就是根据实际损失确定赔偿范围，也就是全部赔偿。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是侵权损害赔偿的一种类型，也应遵循此赔偿原则。《条例》所确定的仅仅是理应赔偿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第五、确定赔偿范围与数额的法律适用。
　　确定赔偿范围和数额，适用法律的原则为：1.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原则规定；2.参照《条例》的具体计算方法，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的原则规定是一致的；3.如果按照《条例》的赔偿标准，确定的数额显失公平，不足以救济受害人的损害，人民法院应遵循民事活动公平、公正、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和现代侵权法充分救济受害人的宗旨，重新进行确定和调整。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忠杰
　　【内容提要】本文拟从检察权的定性、内容和我国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内涵入手，探索二者的本质,结合时代要求探讨科学配置检察权的必要性。笔者针对现有检察权配置中存在的薄弱点进行分析，并尝试充实、改进和完善现有检察权配置，以达到反映、体现司法规律的目的，最终促进社会和谐。
　　【关 键 词】检察权 配置 司法规律 和谐

检察权的科学配置是完善检察工作机制的重要课题，它也是检察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万事万物皆有规律，检察工作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只有在配置检察权的过程中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才能真正谈得上是科学、合理地配置检察权。当前，检察权在定位、实践中都存在诸多不足，在某些方面没有很好地遵循司法规律。笔者拟通过本文探讨检察权的实质、我国检察工作司法规律的内涵及如何科学、合理配置检察权，以满足十七大对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促进检察职能的有效发挥。同时，笔者也认为，合理配置检察权所依据的司法规律应具有我国独有的特色、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所谓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这个道理。
一、检察权的性质及内容
谈到检察权的配置如何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首先必须明确检察权的实质是什么，通俗的说法就是“检察权是什么”。围绕“检察权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来探究它的性质和内容。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理论界对检察权性质的界定众说纷纭。检察权性质的清晰界定关系到检察机关自身的定位和检察改革的方向问题，性质的界定发生偏差，势必全盘皆乱。目前理论界有四种说法，无论是行政权说还是司法权说，抑或是司法、行政双重属性说，或是法律监督权说，都没有很好地界定清楚检察权的实质所在。检察权的性质是由国家的政体决定的。前三种观点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基础之上的，没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三足鼎立，又何来检察权在立法权与司法权或是两者皆有之间的艰难抉择呢？诚然，检察权不是立法权，但也绝不能模糊化地包容进其他两种权力之中。
首先，检察权不是一种行政权。纵观西方国家的检察机关设置和我国的检察院组织形式，无论它是以何种形式存在，是隶属或是独立存在，均不是作为一般的行政机关来运行和管理的。再则，一旦检察权沦落为行政权的一种，那么它的监督功能和制约功能就将荡然无存，极易被各级行政权力机关操控，从而滋生腐败、丧失其存在的作用和意义。再则，检察权所包含的一切职能均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予，检察权的产生与最高行政机关没有任何关系，不可能是行政权的一种。
其次，检察权不是司法权。持司法权说的学者认为检察官与法官本质上是一样的，仅仅是职务上的分工不同，二者具有等同性，检察官与法官一样执行着司法领域的重要职能。狭义的司法权仅指审判权，检察权是与审判权截然不同的一种权力但又不得不依附于审判权而得以实施，有“准司法权”之说。但“准司法权”毕竟不同于“司法权”。审判权更多的是对实体的裁量，而检察权更多的是对程序的裁量，比如对审查批捕的案件必然做出批捕或不批捕的决定，对审查起诉的案件必然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对审判机关的判决必然做出抗诉或不抗诉的决定。这些决定都是程序性的，用时也是必然的。同时，除去以上权能之外，检察机关还享有侦查权和法律监督的权能等。
检察权将检察权勉强界定为行政权或是司法权，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的混合体，均是受到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局限所致。诚然，在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下，采用该学说的国家的达到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制约和平衡的效果，但也将一些本不属于这三种权力性质的其他权力一股脑包纳进来，检察权就是在这种大前提下有了以上三种性质说法。在一些国家，检察权一个时期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一个时期又属于司法机关，它既是“带有司法色彩的行政机关”，又是“富含行政意味的准司法机关”，从而让检察权陷于尴尬的境地。
再次，检察权不是法律监督权。我国摈弃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结构，而是突破性、历史性地采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而在根源上断绝了检察权非此即彼并的可能。在我国，检察制度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产生的，检察机关是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家机关，检察院专门行使检察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根据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院被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部分学者也据此认定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认为这正是对实然状态的如实反映，但据此就将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也是缺乏法理依据、违背司法实践的。
第一，司法监督权并不能涵盖检察权的全部内容。对一个事物的性质进行界定，必须涵盖其全部或至少是实质性的内容，如果这个所谓的性质无法容纳它所定义的事物，毫无疑问，这个界定是存在问题的。
检察权包括公诉权、侦查权和监督权等诸多内容。其中，公诉权是指对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起诉或根据审查结果作出不起诉处理的权力，它既包括出庭支持公诉的权力，也包括对人民法院判决结果不予认同而抗诉的权力。侦查权是指检察机关有权对部分特殊案件进行直接受理和侦查，比如贪污贿赂犯罪、渎职侵权犯罪等。检察机关中专设反贪局、渎侵局对该类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监督权也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之一，检察机关通过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活动、审判活动、裁判活动、裁判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从而达到制约审判及其后续执行情况的目的，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公平正义。通过以上分析，仅以“法律监督权”来界定检察权的性质，是不够完满的，引用代数中的集合的概念，如果检察权是母集，那法律监督就是它的一个子集。
第二，监督权要求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不存在利害关系，二者之间的权力应该是完全隔离的。而检察机关一边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一边监督法官的行为，本身已失去监督者本该有的超脱和客观。同时，作为监督者，地位应该比被监督者更超然，但实践中检察机关相对于法院显然不具有这种优势地位。
第三，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之间并非完全重合。将检察权定位为一种法律监督权违背了检察权诞生之初公诉犯罪的本意，也无法解释检察机关享有对部分特殊案件的侦查权的事实。
因此，检察权也不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检察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检察权本身就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不依附于行政权，也不附属于司法权，更不是二者的简单集合，当然也不能用法律监督权就能简单概括之。毋需给检察权扣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头衔，检察权就是检察权，它的职能决定它的性质，它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顺应司法规律而发生微妙的变化，它的配置必须符合我国现时的国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服务。
二、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及现实要求
检察机关肩负着控诉犯罪、维护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等诸多重任，要恪尽职守就必须正确认识并自觉运用司法的客观规律，在配置检察权和行使检察权的过程中遵守司法规律。我们试图正确认识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并以之为依据配置检察权时，必须立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情，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创建和谐社会的契机，才能真正把握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
规律似乎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似乎不应受时间和国界的约束，实则不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规律有两种，一种是自然规律，它的运行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另一种是社会规律，它包含了人为因素并受其影响。司法规律是一种社会规律，它受到时代、政治和国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国与国之间，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解读。我们在此探究如何配置检察权才能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首先应该解读现今我国国情和发展诉求对司法规律的影响。
我国处于改革开放渐入佳境的新时期，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贫富分化加大、社会矛盾逐渐尖锐，既带来正面的经济腾飞，但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矛盾凸显的今天，党提出“和谐社会”的号召，只有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才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驾护航。我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期，新的理念和思维在不断产生、发展，党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破除僵化的思维模式。检察机关的职能和使命决定了它站在处理社会消极面影响的风头浪尖，如何促进和谐，如何变通思想，只有突破了这两个难点，才能真正理解我国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从而合理配置检察权。
第一、检察工作必须以公平正义为诉求。检察权的设置必须符合维护公平的原则，检察权中的法律监督权即是对公平正义的保障。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前提是其具有实质上的独立身份并享有监督者的优势地位。但在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的独立身份没有得到实质上的保障，法律监督权更多停留在理论范畴。实际上，不但没有系统的制度和细化的法律规定对法律监督权予以规范，相反，检察机关相对于法院而言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对审判进行监督多体现在抗诉一项，甚至于抗诉而言，每年也是凤毛麟角。此外，检察机关的双层领导体制、地区财政拨款的经费模式，使检察机关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的控制，监督权的行使举步维艰。
第二、检察工作必须以和谐为导向。检察机关的第一要务就是打击犯罪、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所谓“和谐”就是指存在差别的各个成分可以相互协调地联系在一起。促进和谐、建立法治社会本就是检察工作的应有之义。检察权的设置也应趋向于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为此，检察院在处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尽量通过调解的办法解决矛盾纠纷，做到能调则调，调诉结合，案结事了，努力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睦。
第三、检察机关必须加强侦查职能，大力打击职务犯罪。我国古代对职务犯罪问题就非常重视，从法家的“治吏思想”到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历朝历代都注意打击职务犯罪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职务犯罪问题日趋严重，加大打击腐败问题符合我国的司法规律。腐败问题成为国家机器上的“眼中钉”、“肉中刺”，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
综上所述，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即在于检察机关如何运行才能最大限度满足现实的要求和既定的诉求，如何才能符合检察权自身定位的要求。笔者通过以上论述，理清了检察权的定位和司法规律对检察工作的要求，在以下篇幅中，笔者拟构建理性的检察权配置。
三、关于检察权合理配置的法律构想
为使检察权的配置能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提高检察机关的职能水平和工作效率，对检察权的配置必须重新思考。考虑检察权的合理配置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何改变我国现有的检察机关设置模式。现有的类似行政机关的级别设置、晋升模式和财政来源无法保证检察权各项权能的贯彻落实，更使检察机关的定位陷入尴尬的境地。不破不立，唯有改变现有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检察权对行政权的依赖从而实现实质上的独立。
第一、改变现有的检察长和检察官任命、任职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产生由最高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并对其负责，地方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由上一级检察院的检察长提名，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并对其负责。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和检察官受到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第二、取消检察人员的行政职级，按照《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法律职务来管理检察人员。长期以来，法律职务与权、责、福利的脱钩不仅混淆了检察人员与一般公务人员的区别，而且容易助长官本位思想，不利于检察官队伍的业务建设和检察文化建设，对检察权的行使有害无利。
第三、建立检察官和事务官两套管理系统，两者的任免、考核、奖惩模式完全不同。给检察官配备专门的助理和协勤，各司其职，使事务上的处理为业务上的精进服务。
第四、改变检察机关经费由地方财政拨款的模式，改由中央财政拨款。这样可有效防范地方势力对检察权行使的牵制。建立有别于公务员的检察官工资序列，建立健全可行的激励机制，激发检察官提升业务水平的能动性。
实现以上前提之后，笔者拟探讨如何配置检察权以反应和体现司法规律。诚然，我国目前的检察权配置尽管存着问题，但其职能性质与我国的国情还是基本相符的，弊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检察机关设置模式上的问题，在修正设置模式之后再来谈检察权的重构，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完善。
（一） 拓展公诉权能
拓展公诉权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拓宽公诉权的广度，一拓深是公诉权的深度。
1、从拓展公诉权的广度入手，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权。为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有两种理论支撑：一是基于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法律监督权能从而衍生的对行政权的制约功能；二是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是基于对国家及社会利益的代表性。赋予检察机关行政诉讼权、民事公益诉讼权具有必然性和迫切性。
其一、行政违法现象层出不穷，司法制衡势在必行。二战后，各国纷纷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社会的控制，行政机关空前发达，行政权力不断膨胀。我国没有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检察权中尽管包含了法律监督的权能，但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细化的法律规定中，对行政权的制约更是薄弱。我国创建了由普通法院对政府行政行为中程序违法部分进行监督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但法院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审查具有局限性，因此将检察机关引入行政诉讼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行政法维护的是一种公法关系，公法关系维护的不是个人的利益，更重要在于促进公共利益。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仅从程序上进行考量是欠妥的，行政诉讼的目的不仅是为挽回行政相对人的损失，更多是从行政法的角度审查行政行为实体内容的合法性从而达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目的。此外，行政诉讼对没有特定受害人、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因无人提起诉讼而不予监督是存在问题的，检察机关应对该类案件提起行政诉讼。
当然，检察机关并不是针对任何行政诉讼都越俎代庖地行使诉讼权。对于有受害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案件有合法的原告，检察机关不便于行使诉权；对于行政决定违法，没有具体行政相对人或是对具体行政相对人有利但却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由检察机关行使诉讼权，维护公共利益。
其二、公害案件屡有发生，检察院行使民事诉讼权存在必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被抬上前台。国家提倡可持续发展，反对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我国目前对于因污染等原因造成的公害事件一般由行政机关予以处理，包括对造成污染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行政处罚，调停侵权行为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赔偿问题。双方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但并是不所有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都存在具体的受害人，对于不存在具体受害人、而社会公共利益又确受危害，或是受害人众多、只能以集团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诉讼时，可由检察院行使诉讼权。这样不仅可以打击危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也可对类似违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威慑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该类现象的发生。
其三、现行《行政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行政案件的权能规定不能满足需要。检察机关的民行机关可以对法院判决的民事、行政案件提起抗诉，利用抗诉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该权能仅是对法院审判结果的监督，它没有包含对公益受损的救济功能。在缺失原告的状况下，法院无法对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进行审理和处罚，更谈不上检察机关对它的监督和制约。因而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权无法替代其对案件的诉讼权，增加公诉权的内涵具有重大意义。
2、从拓深公诉权的深度着眼，加大诉讼裁量权、落实量刑建议权。我国现有的公诉权中可自由裁量的范围较窄。例如对不起诉案件的处理可谓谨小慎微，条件严苛；检察机关对案件的量刑建议权也仅停留在立论探讨阶段，在实践中往往是纸上谈兵，对法院的判决没有任何影响。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不但可使用范围小，而且客观上收到各种条件的约束，使用频率很低。再谈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上一级检察机关往往将下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圈定在一个较低的范围，从而迫使一些本该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被诉至法院，当宽不宽，背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本意。为顺应司法规律、节约诉讼成本，可在案结事了的前提下适当放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
此外，建立暂缓起诉制度也是顺应司法规律的做法之一。目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暂缓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对拟定作不起诉处理的犯罪嫌疑人设定一定时间的考验期，考验期满才作出不起诉处理，它有别于直接作不起诉处理的做法，更加审慎、合理。我国可根据国情批判性地法律移植这一制度，这是检察机关诉讼裁量权的一种变革和进步，更能体现司法规律。
（二）加强侦查监督权和诉讼监督权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包括刑事立案监督权、侦查监督权和对诉讼活动的监督权等。这几项权能均有待加强，尤其是对侦查活动和诉讼活动的监督亟待加强。
1、对侦察活动的监督和引导。侦查活动进展的情况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活动能否顺利进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侦察活动的监督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侦查活动中的程序是否合法有效的监督；二是对侦查活动过程中办案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的监督；三是对侦查过程中办案水平和效果的监督。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的办案过程的监督和控制几乎是一片空白。我国可尝试性地将检察官引进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并给予侦查人员引导、对证据的提取提供建议。这样可大大提高侦查效率和诉讼，并使整个案卷的制作更加符合诉讼的要求。
2、强化对诉讼活动的监督。目前检察机关发现诉讼过程中有违法行为时，一般是向有关机关提出纠正通知，收效甚微。检察机关应加强对诉讼活动的监督职能，发现有违法行为后根据行为违法的情况、可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公正性时，可依法分别对违法人员作出回避、改变案件管辖权，甚至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
（三）赋予检察机关适当的调解权
随着社会发展，人口的逐年增长，城乡变革的加剧，刑事犯罪也在不断增多。相当数量的案件存在赔偿问题和化解矛盾的需要，除了交通肇事等极少数几个罪名就赔偿数额有相对具体的规定外，更多罪名就民事赔偿一块的规定仍是一片空白。这就给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案结事了制造了障碍。要达到化解矛盾的效果，就需要检察机关居间调解，检察机关调解权的确立有重大意义。
第一、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消弭社会对立面、促进和谐。调解权的设置符合当前国情和司法规律。由于目前检察机关不具有调解争端、化解矛盾的主体资格，不享有化解矛盾的权能和承担相关责任，对刑事案件的调解仅局限在极少数案件，不符合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