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受贿罪的法律要件

李俊杰


　　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刑法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包括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以及利用本人的职务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第三者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从中受贿；二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方便条件，即利用自己职务上主管、经管、经手的便利条件，而不是指熟悉工作环境的条件，也不是指利用他人职务的方便或影响等条件；三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包括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而且包括利用职务的影响而利用第三人的职务之便，甚至包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职务而纯粹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对此，我们认为，受贿罪是一种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腐败犯罪，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只有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具有因果联系，才可以称之为腐败犯罪，否则，如果收受财物的行为和职务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何谈对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的背离呢？因此，既不能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无限扩大的解释，也不能作过于狭隘的解释。基于此，我们主张，贿赂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当指行为人利用自己所担负职务的便利条件，而不能利用他人担负的职务的便利条件。利用他人职务自己收受贿赂，二者之间不具有因果联系，当然不背离其廉洁义务。显然，上述第一种、第三种观点将利用第三者的职务行为收受财物都作为受贿罪处理，过于宽泛地理解了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便利。就此而言，第二种观点较为合适，但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界定。在我们看来，利用职务之便，就是指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既包括直接利用本人的职权，也包括利用本人的职权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所谓利用本人职权，是指行为人直接利用本人职务、职权范围内主管、管理、经办钱物或者其他公共事务所形成的便利条件，这是权钱、权物、权利与利益交易的赤裸裸的最为典型的表现，具有权钱、权物交易的直接性；所谓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利用本人在职权或者地位上处于控制、操纵、干预他人或者处于优势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未直接利用其的职权，但却利用了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优势和便利条件，如果没有其职权或者地位，权钱交易就不可能实现。与直接利用职权所进行的权钱、权物交易相比，这种权钱、权物、权利与利益的交易具有间接性。
　　需要说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仅指利用本人现在职务上的便利，抑或包括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将来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过去曾经担任但现在已不再担任的某种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将来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现在还未担任但将要担任的某种职务上的便利。对于这两种情况下的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外国刑法中有事前受贿与事后受贿罪的规定。[9]但我国刑法并未有这方面的规定，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当仅指利用现有职务上的便利，而不能包括过去或者将来职务上的便利。
　　如何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及其在受贿罪中的地位，刑法界存在着“客观要件说”与“主观要件说”之对立。前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某种非法的或合法的利益，这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一个交换条件，因此将其作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后者则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相交换的一种默契。就行贿人来说，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来说，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曰答应。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属于主观要件的范畴。对此如何认识与评价？我们认为，首先，从性质上讲，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利益”，既可以是合法的利益，也可以是非法的利益；既可以是正当的利益，也可以是不正当的利益；既可以是物质性利益，也可以是非物质性利益。因为刑法对“利益”的性质未作界定；其次，从作用上讲，为他人谋取利益仅仅限定着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而不限定索取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法定要件。因为刑法第385条关于受贿罪的法条中，在“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这句话之前，用的是“索取他人财物的”，而这个“的”字就意味着其前面的意思和后面的意思是并列的；再次，从其在受贿罪中的地位讲，“为他人谋取利益”既不可以作纯主观要件的理解，更不可以作纯客观要件的理解，而应当从主客观相结合、相统一的角度予以理解。也就是说，不管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还是客观上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都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具体案件中，有的可能侧重于客观要件即主要是以客观要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虽然没有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实际已着手为他人谋利益的；有的则侧重于主观要件即主要是以主观要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承诺为他人谋利益但最终由于其他原因没有为行贿人谋取到利益。具体而言，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法定要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认定：
　　其一，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在事前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明知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是对相对人给付财物的报酬，因此，不管行为人在实际上是否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都完全符合现行刑法对受贿罪构成要件的立法规定。也就是说，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作出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并基于此承诺而接受相对人的财物或者意图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再接受财物的，即构成受贿罪。当然，行为人作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必须与所接受的财物具有因果关系，即接受财物是原因，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结果，没有相对人的给付或者承诺给付财物，行为人就不会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如果行为人作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不是他人给付财物引起的，即非法接受财物与承诺没有因果关系，就体现不出受贿的权钱交易本质，从而也就不成立受贿罪。
　　在司法实践中，基于承诺所构成的受贿罪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接受财物在先，作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在后。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一般是会履行承诺的。但不管行为人在实际上是否履行承诺，只要有这种承诺并接受了他人的财物，就构成受贿罪；二是作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在先，而接受财物在后的。对此，行为人一般也是会履行承诺的；但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行为人承诺为他人谋利益，相对人也交付了财物，但由于案发或者其他原因，而在实际上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这种情况也构成受贿罪；三是接受财物与作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往往是在接受他人财物后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其二，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作出过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但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事实上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且其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即接受财物是因，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果。司法实践中这种形式的受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方式：一是接受财物在先，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后，这是最为通常的受贿形式；二是为相对人谋取利益在先，接受他人财物在后。这种形式虽然较少，但只要查明为他人谋取利益与非法接受他人财物具有因果关系，即可以受贿罪论处；三是非法接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发生，这种情况的受贿也比较少见，因此同样需要查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综上，在被动接受他人财物的受贿案件中，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仅仅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接受了他人财物，还不能据此就认为其行为构成了受贿罪。要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还必须同时证明行为人确曾承诺（不论是事前还是事后）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虽然没有承诺，但在事实上、客观上为相对人谋取了利益或者已着手为他人谋取利益，且其承诺或者实际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与非法接受他人财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否则，仅仅被动接受他人的财物，而未有证据证明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存在，按照刑法规定的罪行法定原则，就不应当对行为人以受贿罪论处。显然，刑法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背离了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在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的理念，同时也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认定上的困难：如果行为人在客观上、实际上为相对人谋取了利益，这属于客观存在、客观事实，对此，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证明，在具体定罪时也不会产生争论；但问题是如果行为人仅仅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由于这种承诺属于主观性的东西，司法实践中往往比较难以认定，从而造成受贿案件的定性困难；有的甚至是虽然作出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但后来又不想为相对人谋取利益，从而对造成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上的困难。因此，为了准确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我们建议，刑法应当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改：要么将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纯记述性的、不需要法官进行价值评价就能作出决定的客观要件，并解释为行为人在实际上为相对人谋取到了利益；要么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在理论上引起争论、在实践中不好证明、不利于操作并与受贿罪的直接客体相矛盾的模棱两可的东西从受贿罪的法定要件中删去，直接将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因为，收受贿赂的行为本身即背离了其廉洁义务。


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俊杰
请客喝酒纠纷案

张安腾*


案情介绍
2001年8月6日上午，被告谢某某邀请陈某某到其从事工作的食堂做客饮酒，酒后陈某某因不胜酒力而醉，但仍骑两轮摩托车自行回家，陈某某离开后不久，被告谢某某亦骑摩托车与其同方向行驶。被告谢某某行驶至福建省晋江市内坑镇井上路段时，发现陈某某已因交通事故受伤昏倒在地，立即拦车将陈某某送往医院抢救。2001年8月8日，陈某某经医治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陈某某损伤特征符合交通事故损伤特点。死者陈某某的近亲属陈某水（系死者父亲，在诉讼期间因病死亡）、陈某昆（系死者之子）、朱某某（系死者母亲）、周某某（系死者之妻）即以被告明知陈某某酒量有限却仍故意让陈某某过量饮酒而醉，且放任陈某某在醉酒的情况下自行骑二轮摩托车回家，造成陈某某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致死的重大事故，被告谢某某对此存在重大过错为由，请求判令被告谢某某支付医疗费10684.07元、丧葬费3000元、死亡补偿费52660元、被抚养人朱某某生活费10532元、被抚养人陈某昆生活费18431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145307.07元。
审判情况
晋江市人民法院认为，陈某某因交通事故受伤致死，其死亡的责任应由交通事故责任人承担，被告谢某某并非该交通事故当事人，不应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陈某某的死亡与被告谢某某的行为无因果关系，被告谢某某在本案中无过错，不应承担过错侵权责任；被告谢某某无法定或约定义务负责陈某某的人身安全，且陈某某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应对自己酒后驾车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原告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不应予以支持。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5条之规定，该院于2002年5月30日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对本案的不同意见
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谢某某因其先前行为即请客行为，在陈某某醉酒后对其本应履行临时监护人义务，但却放任其自行骑二轮摩托车回家，具有一定过错，且该过错致使陈某某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身亡，故对其损失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作者的观点
对本案的争论意见，焦点在于请客是否为产生义务的先前行为，继而是否会产生邀请人对受邀请人的临时监护义务。
本文认为，民事法律义务的发生依据，一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二是基于合同的约定；三是基于除合同约定之外的其他先前行为，即因自己先前的行为产生了可能导致他人某种危险结果发生的人，具有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如小说出版编辑者在发表具有侵权内容的作品这一行为后，产生采取措施，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作为义务，若不履行此项义务，将构成不作为的侵害名誉权的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8月4日《关于刊登侵害他人名誉权小说的出版单位在作者已被判刑后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复函》指出：“出版单位刊登侮辱、诽谤他人的小说，原告多次向出版单位反映，要求其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出版单位未予置理，……致使该小说继续流传于社会，扩大了不良影响，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因此，出版单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司法解释实际已确立了先前行为可导致行为人义务的承担。而判断先前行为是否会产生对相对人的某种法律义务，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给结果发生的危险以重大原因，即先前行为的内容。作为义务的确定对于判断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般侵权行为的认定首要的就是行为人必须有违法行为，而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即是指行为人违反作为义务而不履行之。
本案中，被告请客的行为，并非因此产生对陈某某临时监护义务的先前行为，对陈某某的临时监护义务不会因为被告的请客行为而转移给被告，理由如下：
对人身等相关内容的照管，即为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我国民法规定的监护有两种，一是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另一种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监护。监护制度之设立，在于弥补被监护人民事行为能力之欠缺，着眼点在保护被监护人之合法权益，而非为监护人自身之利益，故监护之本质为一种职责而非民事权利。本案中陈某某的醉酒属于生理醉酒而非病理性醉酒。生理醉酒，又称普遍醉酒、单纯性醉酒，简称醉酒，是通常最多见的一种急性酒精中毒，多发生于一次大量饮酒后，指因饮酒过量而致精神过度兴奋甚至神智不清的情况。生理醉酒的发生及其表现与血液中酒精浓度及个体对酒精的耐受力关系密切。现代医学及司法精神病学认为生理醉酒不是精神病，生理醉酒人的辨认和控制行为能力只是有所减弱，但并未完全丧失。 陈某某在饮酒后不胜酒力而醉，事实上确实暂时减弱或丧失了部分民事行为能力，此时确实必须有人对其进行看管。由于陈某某在清醒时为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时是不需要监护人的，一旦陈某某因喝醉而暂时丧失了部分民事行为能力，应由何人对其进行履行监护义务，法律对此情形并无明确规定，但依据法律规定的精神及监护的理论基础，假若陈某某是自行饮酒而醉的，此时应由陈某某的成年家属承担临时监护义务为宜。
而在本案中，因为存在被告的请客行为，该行为是否会导致监护义务的转移，关系到被告是否应对此承担民事责任。本文认为，被告的请客行为并不会导致对陈某某的临时监护义务由其成年家属转移给被告。因为监护义务的转移，一是依据法律的规定，由法院另行指定；二是依据合同约定由监护人暂时转移给其他个人或单位；三是因其他先前行为而暂时转移给他人或单位的。很明显，本案不属于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况常见的有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将未成年人送入学校就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将精神病人送入精神病院、医院进行治疗等等，都属于监护的暂时转移，学校、医院此时就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临时监护人或临时照管人了。监护的约定转移一般都是对价、有偿的，监护人必须因此支付一定的代价作为义务转移的交换，因为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是相对而言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本案中，被告的请客行为，虽饮酒后陈某某醉酒，但陈某某作为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喝醉酒应负全部责任，且请客之时并未事先约定若陈某某醉酒则被告必须负责陈某某的人身安全等相关内容，被告当初出于好意邀请陈某某一同饮酒，陈某某亦欣然同意并驱车前来赴宴，此系双方自愿，假若被告因为请客行为而必须承担临时监护被邀请人陈某某的义务，明显系权利义务不相一致，故对陈某某的临时监护义务也不会因此原因而转移给被告承担。第三种情况，例如某一成年人特别疼爱某一未成年人，即擅自带该未成年人上街游玩，此时对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义务即由其父母临时转移给该成年人，这段期间该成年人应负责该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等相关内容。因为判断先前行为是否会产生对相对人的某种法律义务，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给结果发生的危险以重大原因，即先前行为的内容。上述例中正是由于该成年人的行为而使得该未成年人脱离其法定监护人的看管而处于危险之中，即该成年人的行为已经给了危险结果的发生以重大原因，故该成年人应暂时承担监护的义务。本案中，陈某某死亡的重大原因在于其酒后驾车这一违章行为或者也包括肇事车辆的过错行为，而不在于被告的请客行为，因为被告与陈某某自愿喝酒，陈某某作为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对其喝醉酒并无过错，陈某某应对其酒后驾车所导致的损害结果自行承担责任。被告的请客行为充其量只是陈某某死亡的一般条件，并不是该死亡结果的发生原因，两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陈某某之死亡，直接原因在于一起交通事故，与被告的请客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被告的请客行为，并不必然导致陈某某发生交通事故而死亡，被告的请客行为与陈某某的死亡结果不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再者，被告当时也有喝酒，其思想意识也是模糊的，难以预见陈某某醉酒的程度和可能导致的损害结果，不存在故意违反道德观念及善良风俗的过错。故被告在法律上并无临时监护陈某某的义务。当然，假如被告仍清醒的话，在道德伦理上确应规劝陈某某待酒醒后再回家，但这仅是道义上的责任，被告至多也只会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不致承担法律上的责任。
综上所述，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上讲，被告并无法律义务对陈某某醉酒后至其清醒前进行临时监护，被告的行为并不是不作为的违法行为，被告对陈某某的死亡没有任何主观过错，被告的请客行为与陈某某死亡结果的发生也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本案的判决结果无疑是正确的，被告对陈某某的死亡无需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 作者单位：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