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证据交换，是指于诉讼答辩期限届满之后，开庭审理以前，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当事人相互明示其持有证据的行为或过程。我国的证据交换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法院通过推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或就证据交换进行实践与尝试，且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审判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就此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证据交换制度存在的问题


　　1、证据交换的期限是否就是举证期限不明确。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交换制度是密切联系的，举证期限的确定也涉及证据交换时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之日即为举证期限届满之日。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在审判实践中有可能发生举证最后时限与证据交换的时间不一致的情形，因为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协商确定的举证期限与当事人协商确定的证据交换的时间必须一致，也没有规定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与指定的证据交换时间一致。如果举证期限与证据交换时间不一致，以哪个期限为准？这条规定有模糊之处。为了合理运作，实践中应尽可能统一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时间，法院在确定证据交换时间时，最好将证据交换时间确定为举证期限的最后时间，否则当事人坚持在交换证据后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证据时，要予以否定就缺乏说服力。


　　2、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不明确。《若干规定》的出台，是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实现公正与效率，深化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它标志着司法审判的中心将从法庭审判转向审前准备工作，案件的大部分审理工作都将在审前准备阶段进行。证据交换属审前程序的组成部分，审前程序必须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证据交换也已明确规定由审判人员主持。但主持审前的法官是否适用继续主持开庭审理程序，如果不予以分离，势心有“先入”效应，如果予以分离，让两者各司其职，则应谁主持审前程序？这些在〈若干规定》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各地做法不一，有的由庭准备法官主持，有的由主审法官主持。在基层法院，证据交换一般还是由审理该案的合议庭成员主持。这固然跟我国现实情况有关，但如果审前程序的法官没有作好相应的工作，所有的准备工作还得由审判程序完成，又违背设立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初衷，故对此应有较明确的规定。在目前情况下，至少应明确不在立案庭和民事审判庭等业务庭从事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主持当事人交换证据。


　　3、增加确定诉讼请求的内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明确，直接影响着案件开庭的质量和效率，如果证据交换时能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对庭审有促进作用。原告有时因情况的变化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又存在反诉的可能，诉讼请求的变化相应引起证据的变化，这对证据交换制度是一种冲突。〈若干规定〉虽然对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反诉的的提出有规定，但如能在证据交换时确定，可以减少程序上的繁琐。确定的方式可采取直接询问的方法。


　　二、对证据交换制度的对策


　　1、设立证据失权制度。当事人在收到法院证据交换通知书后，存在有选择地提供证据或不提供证据的可能，仍然存在搞证据突袭。这种可能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当时没有这一证据不可能进行证据交换。二是当事人知道存在某一证据，但无法收集，或虽向人民法院申请取证，人民法院没有收集。三是当事人有某一证据，但不提交进行证据交换。为了避免当事人不提供证据进行交换或搞证据突袭，应当推行证据失权制度。证据失权，是指当事人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实质是丧失证明权。证据失权制度，是指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没有向法院提出的证据，在期限经过后不得再次提出，当事人因此而丧失证据提出权和证明权的一项制度。证据失权制度有利于公平原则的落实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在法律上规定证据失权制度，通过设置提供证据的期间，能够为双方当事人创建进行诉讼行为的平等机会。而证据在期限经过后失权效果的产生，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法庭审理中出现的突然袭击而导致一方不利的诉讼境地。


　　2、法官在证据交换中应充分行使释明权。法官释明权是指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行使的一项具有权利义务合并性质的诉讼指挥权，是一种法官为了明了原告或被告主张的请求和事实情况而对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加以引导的积极行为。法官在证据交换中充分行使释明权，既可以有效确保实体判决之公正，又可以权大提高审判效率。如对请求权基础的释明。请求基础是当事人诉讼请求所依赖的事实及法律理由，由于当事人法律素质等原因，其请求权基础可能出现错误，此时，法官不应予以简单驳回，而应予以释明后，由当事人再作选择。如果原告起诉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但在证据交换时，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为合同无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不告知原告，原告肯定败诉，如果法院告原告，原告就可以改变诉讼请求。还有对继续提供相关证据的释明，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关键，也是当事人取得胜诉判决的基础。对当事人在证据交换中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相关事实的，法院应注意加以引导，予以释明。此外法官在证据交换中还应注意对交换程序的简要释明，即告知当事人证据交换的的规则和程序，所出示证据的规格要求等。以及对交换行为的简要释明，主要是指导当事人有针对性地进行举证，并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鉴定、对当事人已经交换并表示无异议的证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更改或者撤销等。


　　（作者单位：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



试论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
周 旋

本文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调整范围出发，讨论了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实践上的必要性，把离婚中的损害区分为离因之精神损害和离婚之精神损害，重点研究了离婚之损害的法律继受、权利义务主体、请求权的让与与继承、赔偿原则及适用范围等问题。

关键词：精神损害 离因之精神损害 离婚之精神损害



千百年来，婚姻的基础都建筑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上，只是到了上世纪爱情才成了婚姻的基础。但婚姻中情感因素的加入以及过于浪漫的情感追求，反而增加了婚姻中的不稳定因素；另外，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兴起，使人们生活的环境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增加，人们的观念、欲望和追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根据李银河在北京市作过的一个随机抽样调查，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人的比例相当高，而人们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1]因此，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离婚理由也越来越多样化，酗酒、遗弃、缺乏感情、性生活不和谐、彼此厌倦及一系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都可以成为离婚理由。西方有学者根据不同的离婚理由和离婚目的将离婚区分为良性离婚和非良性离婚，[2]但无论是良性离婚还是非良性离婚，只要给相对方造成损害，我们就应当考虑从制度上给予救济。尤其在非良性离婚的情况下，在婚姻关系是由于一方的重大过错甚至是违法行为而导致破裂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往往忍受巨大痛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从而，离婚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成为随之而来的一个突出问题。但我国《婚姻法》却未对离婚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作出规定，《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中也无相应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则更无从寻求救济。虽我国法学界有学者曾提及我国应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问题，但对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尚不多见，因此，在我国新的婚姻家庭法已形成专家稿草案、制定民法典已被提上日程、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呼声越来越高之际，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此问题撰文研究，希望能有一定实际意义。

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研究

早在罗马法发展的法典编纂时期，就出现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萌芽。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凌辱（injuria），涵义很广，不仅是对个人的自由、名誉身份和人格等加以侮辱就构成，举凡伤害凌辱个人的精神和身体的行为，都包括在内。后来裁判官允许被害人提起“损害之诉”，自定赔偿数额。到帝政时代，损害赔偿的请求额，完全由裁判官视损害的性质、受害的部位、加害的情节及被害人的身份等斟酌定之。[3]

近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是沿着两条并行的路线发展的。一条路线是沿袭罗马法的侵辱估价之诉的做法，建立对民事主体精神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另一条路线是对物质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在罗马法以后，开始出现赔偿因侵害身体、健康、生命权非财产损失的方法，即人身损害的抚慰金制度。[4]

现代意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确立和发展是在20世纪。早在制定《瑞士民法典》时（1907年公布，1911年施行），就有精神损害赔偿肯定与否的争论。报界因深恐报道自由受到限制，增加讼累。德国一些学者亦警告精神损害将使人格商品化，因而采用限定主义，仅限于姓名权等几项权利损害可请求赔偿。限定主义，是大陆法系之初的基本主义。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判例确认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实为非限定主义。[5]非限定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趋势，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分别改采此种主义。精神损害，现已涉及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贞操权等许多方面，财产和人身损害造成的精神痛苦也可以请求物质赔偿。[6]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精神损害是相对于物质损害而言的，它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精神痛苦主要指权利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导致其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的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是权利人的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遭受损害。[7]亦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限于非财产损害，也包括财产权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同时也不限于精神或肉体痛苦，有时精神权益受损害，受害人尽管未感到痛苦，也可请求赔偿。[8]笔者进一步认为精神损害不限于侵权行为引起的精神痛苦，也包括非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如离婚等。

二、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

（一） 从夫妻一体主义到夫妻别体主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法律上看，这种变化经历了两个时期：

1、以夫权为标志的一体主义时期，即男女结合后合为一体，夫妻人格相互吸收，但实际是妻的人格为夫吸收，妻子婚后无姓名权和财产权，无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一切受夫的支配，这种模式多为古代法中世纪法所采用。

2、以夫妻在法律上地位平等为标志的夫妻别体主义时期。指男女结婚后各自保持独立的人格，相互间享有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各有财产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表现为男女法律上的平等。现代各国立法大都采用此种模式。

正是因为夫妻关系是建立在人格独立平等的基础上的，夫妻各具有独立人格及财产所有能力，一方才可能对另一方产生侵权可能，从而受害方才能要求另一方给予损害赔偿。[9]

（二） 从有责离婚主义到破裂离婚主义

随着传统婚姻观念的巨大转变，离婚已不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了，当代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立法发展趋势也从有责主义发展到破裂主义，对离婚的限制大大减少了。从过错离婚到无过错离婚，社会和法律对离婚的态度越来越宽容。依无过错离婚法的基本要求，只要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不论有无过错，任何一方都可以获准离婚。造成婚姻关系破裂一方的任何过错，应该与获准离婚无关；即使配偶一方完全无辜，也不曾有违反婚姻义务的行为，法律仍可背其意愿而强制离婚。这就使配偶一方受到精神损害的可能性增大，从而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余地。如果婚姻不幸破裂并且无可能挽回，那就应该让那个名存实亡，徒有其表的法律外壳解体，不过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平，最小限度的痛苦和烦恼。对于精神权益的损害，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无疑是一个好的救济手段。

（三）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会导致婚姻商品化、人格商品化。

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意见表示反对，认为允许损害赔偿会使婚姻趋于商品化，为高价离婚大开方便之门，所以以道德规范来调整婚姻关系更合适。但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经济及其派生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的婚姻关系，婚姻主要是生活与利益的结合。若仅以道德规范来调整婚姻关系显然无法保护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利益。夫妻关系中有人身人格利益因素，既然民法上其他人格权利受到侵害要求损害赔偿没有导致人格商品化，那未，离婚之损害赔偿当然不会导致婚姻的商品化，相反，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防止或减少婚姻关系在存续期间的过错行为，保障婚姻关系的稳定，提高婚姻质量，进一步提高当事人的人格独立、民主、平等意识，增强权利意识，而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以及形成和谐安全的社会秩序所必需。[10]

三、 建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一）有利于完善法律体系。

事实上，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对于保护公民的精神权利是明文规定的。《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评选陷害。”《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120条又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学者认为，应对此作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定主义解释，即将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定为上述四种侵权行为。这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考虑似无不妥，但系以牺牲法的妥当性为代价的。笔者以为，若将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相结合，应将上述条文作扩大解释，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将离婚过程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亦涵盖其中。

（二）有利于保护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现状看，近年来婚内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四分之一起因于家庭暴力。因夫妻一方与人有婚外情、或通奸、姘居、重婚而导致婚姻破裂离婚有增无减，在某些地区已成为离婚的主要原因，占离婚案件总数的60%以上。[11]许多无过错离婚当事人因一方过错的侵权违法行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如果不能够得到救济，则无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三）是实现“离婚自由”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