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植物检疫条例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止为害植物的危险性病、虫、杂草传播蔓延，保护农业、林业生产安全，根据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各自的职责主管全省植物检疫工作。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负责执行植物检疫任务。
第三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必须配备专职植物检疫员，并可根据工作需要在科研、教学、生产和其他有关单位聘请兼职植物检疫员，协助开展植物检疫工作。
第四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应逐步建立健全植物检疫实验室或检验室，配备必要的检验、监测设备。
第五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在依照本条例规定执行检疫任务时，行使下列职权：
（一）进入车站、机场、港口、码头、集贸市场、仓库等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存放场所和生产基地，实施检疫检验和检疫监督，并依照规定采取样品；
（二）查阅、复制、摘录与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有关的货运单、发票、检疫单证等；
（三）询问与植物检疫有关的人员；
（四）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植物检疫费。
第六条 在植物、植物产品流通量大的集贸市场和承担植物、植物产品主要调运任务的车站、机场、港口，植物检疫机构可以设置检疫室，执行检疫任务。在机场设置检疫室，须报市、州以上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批准。
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托运人或收货人，应当主动申请检疫或者报验检疫手续。
铁路、航空、邮电、交通、工商、港口、海关等有关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协助植物检疫机构履行植物检疫职责。
植物检疫人员在进入车站、机场、港口、仓库以及其他有关场所执行植物检疫任务，应穿着检疫制服和佩带检疫标志。

第二章 检疫范围
第七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应对本地区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繁育单位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植物检疫登记。
第八条 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内的检疫分工，按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的规定执行。
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植物检疫机构负责检疫。
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植物检疫机构负责检疫。
第九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和发布本省补充的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其补充名单内的植物、植物产品分工由省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条 各级农业植物检疫机构、森林植物检疫机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分工实施植物检疫，不得要求当事人重复检疫。

第三章 植物检疫对象的划区、控制和消灭
第十一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对本地区的植物检疫对象应每三至五年调查一次，重点对象一年调查一次，并根据调查结果编制检疫对象分布资料。
第十二条 植物检疫机构对新发现的检疫对象和其他危险性病、虫、杂草，必须及时查清情况，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和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应采取紧急防疫措施予以消灭。
第十三条 局部地区发生植物检疫对象的，应划为疫区，并采取封销、消灭措施，防止植物检疫对象传出。疫区内的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限制在疫区内种植、使用，禁止运出疫区。发生地区已比较普遍的，则应将未发生地区划为保护区，防止植物
检疫对象传入。
第十四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疫情发生与蔓延情况，提出划定疫区和保护区方案，制定相应的封销、控制、消灭或保护措施，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疫区、保护区的改变和撤销的程序，与划定时同。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植物检疫对象的研究，均不得在检疫对象的非疫区进行。农林院校和试验研究单位因教学、科研确需在非疫区进行时，必须经国务院或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防止疫情扩散。
第十六条 植物检疫对象的普查，重大疫情的控制和消灭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其费用纳入财政安排。
第十七条 在发生疫情的地区，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派人参加当地的道路联合检查站或者木材检查站；发生重大疫情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植物检疫检查站，开展植物检疫工作。

第四章 产地检疫
第十八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对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实施产地检疫，并签发产地检疫合格证。
第十九条 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繁育单位或个人，必须有计划地建立无植物检疫对象的种苗繁育基地、母树林基地。新建繁育基地、在选址之前，应征求植物检疫机构的意见。植物检疫机构应帮助其选择符合检疫要求的地方建立繁育基地。
第二十条 已发生检疫对象的繁育基地，应当立即采取封锁、消灭施。在检疫对象未消灭前，所繁育的种子、苗木或者其他繁殖材料不得扩散。
第二十一条 试验、示范、推广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事先经当地植物检疫机构检疫，查明确实不带植物检疫对象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

第五章 调运检疫
第二十二条 调运植物、植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况的必须实施检疫： （一）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必须经过检疫。
（二）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在调运之前，都必须经过检疫。
第二十三条 从省外调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调入单位必须事先征得省植物检疫机构或其委托的植物检疫机构同意，并向调出单位提出检疫要求；调出单位必须根据该检疫要求向所在地的省级植物检疫机构或其委托的植物检疫机构申请检疫。从省内调出时，调出单位应当根据
外省调入单位的检疫要求，向省植物检疫机构或其委托的植物检疫机构申请检疫。
第二十四条 省内调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由县级以上植物检疫机构检疫。
第二十五条 凡调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单位或个人，在调运前都必须取得由植物检疫机构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
第二十六条 植物检疫机构应按下列不同情况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一）在无植物检疫对象发生地区调运植物、植物产品，经核实确不带植物检疫对象的，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二）在零星发生植物检疫对象的地区调运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的，应凭产地检疫合格证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三）对产地植物检疫对象发生情况不清楚的植物、植物产品，必须按照《检疫技术规程》进行检疫，证明不带植物检疫对象后，签发植物检疫证书；发现有检疫对象时，必须严格进行除害处理，合格后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第二十七条 植物检疫证书，由省植物检疫机构按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格式统一印刷。
植物检疫证书由专职植物检疫员签发，证书有效期不得超过30天。禁止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
第二十八条 对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托运人应当凭植物检疫证书办理托运或者邮寄手续。无植物检疫证书或者货证不符的，铁路、航空、邮政、交通承运部门和其他从事运输的单位或个人不得运递，并应当及时通知植物检疫机构。
第二十九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有权对调入的植物、植物产品进行查证。必要时可以复检。
第三十条 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事先向省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货物入境时，必须持有省植物检疫机构批准文书和出口国检疫证明，并符合中国的检疫要求。引种单位应将入境民政部及时报告省植物检疫机构。
第三十一条 从国外引进的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入境后，引进单位或个人必须按省植物检疫机构的要求进行隔离试种。隔离试种期间，省植物检疫机构应会同当地植物检疫机构进行调查、观察和检疫，证明确实不带危险性病、虫、杂草的，方可分散种植。
经检疫发现检疫对象和其他危险性病、虫、杂草的，必须按省植物检疫机构的意见处理。因此造成经济损失的，由引种单位或个人承担。
第三十二条 对可能被检疫对象污染的包装材料、运载工具、场地、仓库等应实施检疫；已被污染的，托运人应按植物检疫机构的要求处理。
第三十三条 因依法实施检疫需要的车船停留、货物搬运、开拆、取样、储存、消毒、销毁处理等费用，由托运人负责。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四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一）在植物检疫对象和危险性病、虫、杂草普查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二）在植物检疫对象的封锁、控制、消灭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三）积极宣传和模范执行植物检疫法律、法规，与违法行为作斗争，事迹突出的；
（四）在检疫技术研究和应用上有重大贡献的；
（五）认真履行职责，协助检疫机构开展工作，成绩突出的。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植物检疫机构依照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处以罚款的按以下标准执行：
（一）未依照本条例办理植物检疫证书或者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予以没收、销毁，并可处5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调运、隔离试种或者生产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可处1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开拆植物、植物产品包装，调换植物、植物产品的，或者擅自改变植物、植物产品的规定用途的，可处5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引起疫情扩散的，处以2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调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植物检疫机构有权予以封存、没收、销毁或者责令改变用途。销毁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三十六条 不按要求处理被污染的包装材料、运载工具、场地、仓库的，由植物检疫机构责令纠正，可并处5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试验、生产、推广带有植物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或者未经批准在非疫区进行检疫对象活体试验研究的，由植物检疫机构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在指定地点种植或者不按要求隔离试种，或者隔离试种期间擅自分散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对当事人处以1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纠正。
第三十九条 逾期不交纳植物检疫费的，每日按收费总额的3％。加收滞纳金。
第四十条 植物检疫人员在植物检疫工作中，交通运输部门和邮政部门有关工作人员在植物、植物产品的运输、邮寄工作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安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植物检疫机构及其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受害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赔偿的权利。
第四十二条 当人对植物检疫机构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植物检疫机构的上级机构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又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进出境植物的检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4年公布的《四川省植物检疫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1997年8月19日
取得时效制度概述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南京 210093）


一、 各国关于取得时效制度的立法概况
所谓取得时效，亦称时效取得，是指无权占有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和继续占有他人的物达到一定期间，而取得所占有物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制度。[1]其源自古罗马法，十二铜表法中就早已有关于取得时效的规定。由于取得时效制度有如下之功能：①确定财产归属，定纷止争的功能。②促进物尽其用，充分发挥财产的利用效率。③维护社会秩序和交易的安全。④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和判断，并及时解决纠纷。[3]因此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都确立了取得时效制度，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亦有相对应的“不利占有（adverse possession）”制度的设置，但是各国在立法体例上却有所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上都在其民法典中对取得时效制度作出了规定，但在是否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一并规定的问题上又存在着两种主张：①统一立法主义。即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统一规定。法国民法承袭了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共同本质的理念，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统一规定在了《法国民法典》第三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的第二十章时效中。但是在其具体内容上，法国民法典却未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进行区分规定，而只是进行了笼统的规定。（我们亦可将法国这种立法体例称为简单式统一主义。）而统一主义的另一个代表国家日本则在《日本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六章时效中对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进行了区分规定，其第一编第六章共分三节：第一节为时效通则，第二节为取得时效，第三节为消灭时效。并且其在取得时效一章中将取得时效又区分为所有权取得时效和其他财产权取得时效来加以规定。（我们亦可将日本这种立法体例称为复杂式统一主义。）②个别主义。《德国民法典》即为个别主义的代表。其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并不统一加以规定，而是在第一编总则中设第五章规定消灭时效，而在第三编物权法第三章所有权中对取得时效加以规定。同时其又将所有权取得时效区分为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不动产取得时效和动产取得时效。（我们亦可将德国这种立法体例称为复杂式个别主义。）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即采用这种立法模式。而《泰国民商法典》虽也采取了个别立法主义，将取得时效规定在第四编第三章（占有）中，但其未区分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和不动产取得时效，而只是对不动产取得时效进行了笼统的规定。（我们亦可将泰国这种立法体例称为简单式个别主义。）
而英美法系则采取了单行立法的方式对取得时效加以了规定，如英国的《1980时限法案》（《The Limitation Act 1980》）和《1832时效法案》(《Prescription Act 1832》). 《1980时限法案》的核心是反向占有制度，而《1832时效法案》则确立了时效占有制度，两者共同构建了英国法上的取得时效制度。而于美国各州之内亦有关于取得时效的相关规定。
我国在清朝时期即有关于取得时效的零星规定，如《清律典卖添宅条例规定》：“自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前典卖契载不明之产，如在三十年内，契无绝卖字样者，听其照例，分别找赎，若远在三十年以外，契内虽无绝卖字样者，但未注明回赎者，即以绝产论，概不找赎。” [4]而近代意义上之取得时效制度首先见于1909年的《大清民律草案》。而1929年—1931年的《中华民国民法》亦将取得时效区分为动产所有权取得时效、不动产所有权取得时效和所有权以外其他财产权的取得时效来加以规定。但新中国成立后，受苏俄民法典影响，我国《民法通则》中只规定了诉讼时效，而并未规定取得时效。其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当时大多数学者认为无偿取得他人物的所有权和他物权乃不道德之举，与我国传统之“拾金不昧”的美德相违背，有碍社会秩序的建立。但实际上取得时效之重要功能即在于禁止占有与所有权之间的无休止分离，并以此维护公共秩序的安全性，因此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实乃必要。并且基于我国民法深受德国民法的影响，加之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不完善的考虑，笔者建议我国应采用德国的复杂式个别主义的立法体例。但同时为了使消灭时效与取得时效中的共通规定相统一衔接，并且使法律规定简明化，应规定取得时效中的一些问题（如时效的中断、中止）准用总则时效中的一般规定。
二、取得时效的适用范围
法国民法典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将取得时效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动产和不动产所有权。德国民法典则将取得时效的适用范围扩张至所有权以外的以占有为要素的限制物权。至日本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其取得时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一般财产权。而对于不适用取得时效制度的客体范围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三大类别：
1、非融通物。主要包括公有物、公用物、禁止流通物、不得私有物。[6]如《法国民法典》第2226条即规定：“对于不能买卖的物件，不得适用时效的规定。”此外采矿权等自然资源使用权由于其取得和转让以获得行政许可为前提，因此也应归入此类中。
2、占有不能的财产权利。如不表现或不继续的地役权以及在实行前无从行使或表现于他人的物或权利上的权利。由于时效取得以持续公开占有为成立要件，因此无法持续、公开占有的权利也自然不适用取得时效制度。
3、优先适用其他制度取得的财产权利。如善意取得制度和先占制度排除取得时效制度的适用。因此，可依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的财产权利以及应适用先占制度的无主物就不适用取得时效制度。
此外，对于已登记的不动产是否适用取得时效制度学界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物权法以登记作为确定物权权属的法定证据，并且登记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交易安全的保障等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对于己经登记的不动产，不得再适用取得时效制度。另一种观点认为取得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保护一定的既成的客观状态，并且为了尊重占有人及交易第三人所形成的信赖关系，为此，标的物的登记与否，并不影响占有人依照取得时效制度而取得财产的权利。对此学者王利明认为，由于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极不完善，而且我国登记机关采取的主要是一种形式审查方式，因此登记错误不可避免，既然公信原则无法确定财产的归属状况，从而无法保证交易之安全，那么就有必要引入取得时效制度。[7]对此笔者亦持赞同意见，另外想补充的是，即使在主张不动产所有权时效取得仅限于他人未登记不动产的德国，其民法典也对此作出了例外性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927条第一款第一句规定：“土地由他人自主占有三十年以上的，可以通过公示催告程序排除土地所有人的权利。”综上所述，未充分发挥取得时效制度的功能，我国宜采用否定主义，即取得时效制度之适用不以未登记的不动产为限。
我国学者对德国民法将取得时效制度适用范围扩张至 以占有为要素的限制物权基本上持赞同意见，但在对于取得时效制度是否适用于无形财产权利，特别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却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将知识产权纳入取得时效的客体范围，其理由是：这些权利依其性质以占有为要素，并有继续占有的可能，因此将这些新型权利纳入取得时效制度符合取得时效制度的初衷。[8]但亦有学者认为无形财产权利中的知识产权不宜适用取得时效制度，其理由有二：首先，知识产权中的诸多规定业已经过法律的精心衡量，在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权益之间取得了一个衡平点，若适用取得时效制度反而慧造成侵害相应权利的法律后果。其二，知识产权严格的期限性质使取得时效制度的“经过一定期间”要件难以满足。对此笔者认为取得时效制度不宜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理由除上述两点外，笔者亦认为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财产权利，对其载体之占有并不意味着对权利本身的占有，因此对其时效取得要件中的“占有”亦难以认定。
另外，对于债权是否适用取得时效制度，国内外学者亦有不同意见。日本学者认为，债权适用取得时效，只不过仅以能够成立权利继续形式事实状态的债权为限。[9]而德国法国学者对此多持否定意见，我国学者亦多认为债权不宜适用时效取得。对此，笔者认为，债权不应当适用取得时效制度，其应受诉讼时效调整，超过诉讼时效，债权人丧失胜诉权，但债权之标的物却可适用时效取得。
三、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
依古罗马法，要成立时效取得必须具备5个条件：①要求时效取得的人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中断过占有；②占有必须是根据正当原因（ex iusta causa）实现的；③占有的取得也必须基于善意；④有关物必须能够成为所有权的标的；⑤在任何时候，物都不是被窃取的或者以武力夺取的。[10]依现今学者之观点和各国立法来看，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有二：即“占有”和“经过一定期间”。
1、占有。首先，该占有必须是自主占有，即以所有者的意思而为占有。但由于“所有之意思”乃当事人之内心状态，难以举证证明，因此一般采推定之方法，即只需证明占有的事实，就可推定占有人以所有之意思而为占有。而对此美国一些州的法律要求占有人主张自己是自主占有则必须出示假有效文书。并且如果出示假有效文书，还可以适当减少法定时效期间。[11]但假若占有人经所有人同意占有他人物或占有人的占有权是基于所有人的所有权而派生的，则不可因时效取得所有权。如暂时持有人（不确定持有，即为他人占有），依法国民法典第2236条规定：“不论经过多长的期限，不得因时效而取得所有权”。法国之判例亦确认当承租人在租期届满后继续占有租赁物时，除非他转换其占有名义，否则其永远不能基于时效而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12]此外“单纯权力”行为和“单纯容许”行为[13]亦不构成自主占有。
其次，占有还必须公开和平占有，即占有人必须毫不隐匿的占有他人物，并以非暴力和胁迫手段维持其占有。对于公开占有应以一般社会观念加以认定，于法律上占有人亦被推定为公开占有。于美国法上，窃取他人财物者被认定是秘密占有，遗失物或丢失物的发现者可被推定为公开占有。[14]但依德国民法，只要自主占有人在其自主占有权方面是善意的，对被盗之物和遗失之物都可以通过时效取得所有权。[15]而对于和平占有，只要其维持占有的手段是和平非暴力的即可，而不论其取得占有的手段暴力与否。和平、公开占有的相对面为暴力、隐秘占有。暴力、隐秘占有又称为瑕疵占有，它主要运用于占有取得、维持。瑕疵占有具有相对性和限时性。所谓限时性，即可因实现而改变其状态；所谓相对性，即对他人或有瑕疵，但对所有人无瑕疵者，乃属于无瑕疵占有。[16]
再者，占有必须持续占有。即占有不能中断。但如果按土地的性质、特点，对土地的使用是季节性的，而不是经常不断的使用，法律并不要求占有人必须天天不间断地占有土地方构成持续占有，占有人依其季节占有使用土地持续经过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也应是持续占有。[17]同样，占有人将占有无出租或因某种原因暂时离开，但只要其没有放弃占有之意思，则不影响持续占有的成立。
最后，对于占有人是否必须是善意占有，学界尚有争议，且各国立法上亦有不同见解。德国民法典937条第2款明确规定：“取得人在取得自主占有时非出于善意或者在以后知悉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不成立因时效而取得所有权。”而日本民法典186条第1款则规定占有人的善意可推定之。法国民法则认为善意只要存在于构成正当权利证书的法律行为成立之时即可，其占有在此后是否变为恶意则无关紧要。[18]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更进一步，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不以善意为要件，而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根据占有人是否具有善意又区分为长期时效（20年）和短期时效（10年）。[19]对此，笔者认为善意乃为当事人之主观心理状态，很难举证证明，而一般宜采用推定之方法，而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也使得“善意”要件变得可有可无，因此还不如不把善意作为取得时效成立的要求，而宜将其作为区分占有期间的标准，善意者适用较短的取得时效期间，而恶意者适用较长的取得时效期间，而善意与否由当事人举证证明。
2、经过一定的期间。取得时效非即时取得，须经过一定期间才告完成。法国民法上长期取得时效30年，而短期取得时效为10—20年。而美国各州规定的不动产权利取得时效大约在10—20年之内，动产取得时效在2—6年间。
注释：
[1] 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2] 详见王利明：《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探讨》，原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见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2004年1月10日。
[3] 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4] 参见《德国民法典》900条，1033条。
[5] 详见侯利宏：《取得时效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6] 参见王利明：《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探讨》，原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见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2004年1月10日。
[7] 参见侯利宏：《取得时效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第42页。
[8] 参见侯利宏：《取得时效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9] 详见［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至第130页。
[10] 马新彦：《美国财产法与判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11] 详见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页。
[12] “单纯权力”行为是指一项权利的行使或一项自主占有的运用（并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单纯容许”行为是指当事人根据一项无偿的许可（许可人即土地所有人随时可予以撤销）而对他人的地产进行支配。
[13] 马新彦：《美国财产法与判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14] ［德］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吴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15]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至第149页。
[16] 马新彦：《美国财产法与判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17] 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18] 侯利宏：《取得时效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至第6页。